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辉典范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这其中就包括70年前发生的“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战争。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且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大门口。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畏强权、敢于斗争，不惧困难、善于斗争，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斗争奇迹。
坚韧的斗争意志：“充分准备，出手就胜”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下简称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边同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斗争，一边开始收拾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新中国成立至1950年8月，解放军“解放了华南、西南广大地区，以及海南岛、舟山群岛，解放区有很大的扩大”，但“在这期间重要的是建政”，只用了“部分力量搞军事”。1949年12月5日，《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解放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对军人复员工作做出明确指示：“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6月16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军事报告中提出：“解放军今后的任务是：（一）解放全部国土；（二）消灭残余土匪，安定地方秩序；（三）参加生产建设；（四）提高文化水平；（五）做好整编和复员工作。”可见，朝鲜战争爆发前，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为适应和平时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需要，解放军的职能和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除继续担负保卫国防、巩固治安等常规军事任务外，还担负起进行生产建设的任务。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更是深深懂得维护和平之宝贵，而新中国确实也需要和平的环境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进行国家建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帝国主义的警惕，更不能忍让帝国主义的侵犯。正如1950年5月16日周恩来在全军参谋会议上所指出的，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还是会来进攻我们，侵略我们，因此我们就必须加强力量，巩固国防。这是一条牢不可破的真理”。可见，面对帝国主义用战争来威胁世界人民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保持了忧患意识和战略定力的统一，并且做好了斗争的准备。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向中国提出了“新的课题”，对此，中共中央冷静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权衡各种利弊，迅速做出准备斗争的反应。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要武装援助李承晚政府，同时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针对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中共中央主要通过外交斗争谴责美国，对于美国介入朝鲜内战，周恩来认为：“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6月30日，中共中央做出“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的判断，决定“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以“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同日，周恩来在同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要“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这说明，为限制战争规模和避免分散军力，中共中央已经将军事斗争的重点集中于朝鲜战场，并且以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姿态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的朝鲜同志表示支持。
7月2日，美军在釜山登陆。为防患于未然，应付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即“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中共中央首先从整体上调整了国防部署，将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由东南沿海地区调整为东北边防。7月7日、10日，中央军委两次召开会议，讨论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包括部队调动部署、指挥机构组织、后勤工作准备、兵员补充准备、军队政治动员等。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7月13日，正式形成《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成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抽调4个军、3个炮兵师、4个高射炮团，共25.5万余人到东北地区集中整训，“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前到达东北指定地区”。除进行兵员抽调和有针对性的集训外，中央军委还开展了兵力预置工作。8月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聂荣臻提出的派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保护鸭绿江大桥，以保持中朝之间的交通联系的建议。
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朝鲜南方约80%的地区，但进到洛东江边时，在美军和李承晚军的阻击下，朝鲜人民军的处境愈加不利。鉴于朝鲜战局会发生变化，8月2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和东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磋商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后勤补给工作。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强调指出东北边防军要加紧战前准备，建议一旦参战后最好“采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并对可能参战的各军兵种部队的组建、适合在朝鲜作战的部队的编制规模、装备、部署和训练等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8月2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但实际上，随后不久，为充实力量尚较单薄的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便决定抽调“第九兵团为第二线，第十九兵团为第三线，部署于山海关内机动地区，一旦有事，便于支援”。
此时，解放军已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任务。1950年8月1日，《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明确提出，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科学和技术水平，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伟大的新任务”。显然，敢于斗争首先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战略预见。
事实上，早在1950年4月，毛泽东就告诉金日成：“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朝鲜内战初期，正当朝鲜人民军作战甚为顺利之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预估到美军可能在朝鲜人民军侧后海岸登陆，于是提醒“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这就进一步说明，处于军事斗争准备阶段的敢于斗争，主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理性为前提的坚韧的斗争意志。正是因为具有现实基础上的战略预见和理性且坚韧的斗争意志，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才能高瞻远瞩地做好战略斗争准备，并未雨绸缪地调整了具体的军事斗争部署，在1950年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和在朝鲜战场上“出手就胜”。关于出兵朝鲜之前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在1956年9月23日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谈话时指出，因为我们“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明确的斗争目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出现临急应战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是以敢于斗争的气势震慑敌人，使其不敢与我们斗争。这是敢于斗争最理想的结局，也是和平环境下最需要的一种状态。但是，当我们面对战争威胁时，还需要根据形势确定斗争目标、做出斗争决策。
朝鲜战争是一场怎样的斗争？中国要不要参与斗争？和谁斗争？以上问题集中于一点，就是中国是否要出兵援朝。为此，中共中央曾经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背后，是多个日夜的慎重思考、集思广益、深入讨论、反复权衡。同时，出兵决策是在苏联不能保障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做出的，由此说明，出兵朝鲜是中国独立自主决策的结果，是完全从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长远建设与发展的需求出发而做出的决定。还在朝鲜人民军战势发展比较顺利之时，毛泽东就指出：“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须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一开始，一些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并不主张出兵，“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困难太多”，而对毛泽东本人来讲，要不要出兵也是十分艰难的抉择。因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国内现状，因为西藏和台湾还没有解放，因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而对方又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具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和现代化作战经验的美军。此外，还不能忽略美国已经掌握原子弹技术的现实。但毛泽东指出：“我们可以提出几十条，几百条甚至于几千条顾虑，这些顾虑都是揣测可能发生的”，“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应该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压下去”。
但是，一旦参战，中国能否在作战力量极不对称的对抗中赢得斗争的胜利？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经济恢复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党内外人士包括党内高层领导最担心的两个问题。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与民主人士周世钊的对话中对上述问题做出了精辟地回答。
当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出国的消息时，周世钊说他最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有理有力地打消了人们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顾虑。中国必须与外来侵略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于斗争的结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是心中有数的。
毛泽东将志愿军出兵朝鲜的目标定位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也就是说，打出抗美援朝这“一拳”，“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此后，即便“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即使美国宣布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样，就能避免可能出现的“百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斗争目标的确立，既是为了保卫当时及此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有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国际战略考量。因为朝鲜战争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作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与我东北相连接而有利害关系问题，而且应该看作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而这场国际斗争已经发展到与中国有关的境地，因此，中国“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第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触碰了中国的底线。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6月28日，毛泽东便谴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此后，周恩来还通过外交手段与美国斗争，希冀通过和平的方式遏止美国的侵略行为。但美国却无视中国的公开宣示，甚至当中国严正声明：“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美军仍在10月7日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因此，毛泽东于10月8日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对于美军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故此，中国正式决定打出抗美援朝这“一拳”。
第二，中华民族历来不畏惧强权和侵略，更何况此时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力量。美国之所以侵犯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并对中国的声明和底线置若罔闻，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不具备与其抗争的实力。殊不知，通过斗争，实力会发生变化。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1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事实证明，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树立了在局部战争中以弱胜强的典范。就连美国也承认：“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因为有如此不一般的中国力量，所谓的“百拳”也不敢再来。自朝鲜战争后，美国一直非常谨慎地避免与中国在军事上产生正面冲突，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美国在朝鲜的战争很可能会导致东方和平阵线门户大开，如果真是这样，“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中国必须援助朝鲜。“我们应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中国人民的胜利继续发展，才能使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受中国人民胜利所鼓舞而不至于低落下去。全世界人民为着和平民主阵营努力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才能更加高涨起来”。中国抗美援朝的出发点不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且是从全世界反抗侵略战争、维护世界长久和平出发做出的国际担当。
历史证明，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敢于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正义性抗争的形象树立起来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威望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
高超的斗争本领：“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斗争要讲求策略方法，要根据形势需要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应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开赴朝鲜战场。尽管面对的是全新的战争环境和强劲的作战对手，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从战争全局考虑，以“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为原则，进行全面统筹和部署，并根据战场实际实行既坚持原则又机动灵活的军事战略指导。
（一）掌握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
“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抗美援朝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保卫中国国家安全而被迫进行的一场战争，但在战争中志愿军始终保持了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
第一，以斗争的正义性动员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的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战争，政治上是有理的，形势上是有利的，如此一来，军事上必然会是有力的。正如毛泽东在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所言，入朝作战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但要“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在此后的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始终重视战场动员工作，强调要“以坚定的战斗意志，转危为安的毅力，坚决对敌斗争”。
第二，“打好出国第一仗”。无论是从战略角度来讲，还是从战役战斗来看，首仗必胜都是掌握斗争主动权的关键。10月8日，中共中央做出出兵决策后，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计划要“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21日，毛泽东做出明确指示：志愿军要“打好出国第一仗”，“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希望彭德怀和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精心计划实施之”。经过周密部署，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入朝以后第一场歼灭战的胜利，在温井以北两水洞地区“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全歼李承晚军第6师一个加强营和一个炮兵中队。首战告捷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心稳定，士气高涨，此后又经过11个昼夜的激战，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三，做好保密和伪装工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当天，毛泽东即电告部分中共中央地方局书记等：“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同时，“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入朝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巧妙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行动。美国战史学家罗伯特·莱基曾经说道：“联合国军在同他们接触以前，一直没有发现他们。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搜寻时，伪装得十分巧妙的中国军队都隐蔽起来了”。美国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参战，更没有想到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并做了充分的斗争准备。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以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得美军和李承晚军“还未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当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保密原则也会根据战场形势做出灵活的调整。第二次战役之后，鉴于志愿军已经打出了国威军威，对志愿军的作战行动就不需要再保密了。1950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朝鲜人民军和我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进攻”的消息。这种对战场形势的公开宣传，既促进了国内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主观能动性。
（二）保持作战指导的灵活性
斗争不是蛮干，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强调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但稳当并不意味着保守和一成不变，也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既坚持了人民军队一贯的作战原则，又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审时度势调整战略指导，适时创新作战方针，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第一，“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前，为了避免在不利情况下同敌人进行无把握之战，决定“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待志愿军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平壤、元山。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却发现美军已占领了平壤。原来，就在志愿军动身入朝的第二天，美国空降兵第187团1000多人便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了空降。然而，这时候“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鉴于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后开始作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指导方针的第一次调整。根据这一调整，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胆进攻，在第一次战役中打出了战场上的有利形势。但此后，志愿军并没有按照常理乘胜追击，而是故意示弱，后撤几十公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发动强大的攻击，同时抓住美军怕抄后路的弱点，果敢实施战役上的迂回包围和分割包围战术，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到1951年6月中旬，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地区出现了相持局面。经过前一阶段的战役，美国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于是，在各方面关于停战和谈的呼声愈来愈高的情况下，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通过和谈实现停战。事实上，在此之前的6月17日，毛泽东就已经告诉邓华，今后作战总的方针由以军事攻击为主转变为军事打击和停战谈判相结合，要“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战略方针上，由战略性反攻转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也就是说，要“边打边谈边稳”，“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不管是打还是谈，根本目的都是“和”，要将“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如此做法可能使美帝完全陷于被动”。但是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帝虽急于求和，但不会改变其侵略本质，可能玩弄花招与欺骗阴谋，我军必须高度警惕，不准有丝毫松懈……须知惟有经过坚决激烈的斗争，才能换得和平”。显然，面对谈判促停的新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做了“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
在具体作战方针上，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做到了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的统一。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将此前试图包围美军一个师或几个师并歼灭之的方案改为打小歼灭战，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这种被毛泽东称作“零敲牛皮糖”的小歼灭战战术，在朝鲜战场边打边谈的过程中不仅有效实现了以打促谈，而且大大打击了“联合国军”的士气。正如毛泽东所料，打了几个小歼灭战之后，积小胜为大胜，战争转入打大歼灭战的阶段。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贯彻了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形成强大的进攻力量，“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防守的正面25公里的坚固设防阵地，突入纵深最远达18公里，共歼敌5.3万余人，将南朝鲜军4个师打残，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加快了朝鲜战争结束的步伐。
顽强的斗争精神：“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
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同锻造出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内核的抗美援朝精神。这一顽强的斗争精神是抗美援朝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前线，还体现在后方。抗美援朝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斗争凯歌。当时，全国各条战线和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成千上万的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和民工纷纷到朝鲜前线去担任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医务工作者组织了大批医疗服务队为中朝军队服务。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运动、捐献武器运动、优待志愿军烈军属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争士气。正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才形成了同仇敌忾、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951年5月，毛泽东又一次与周世钊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军的“绞杀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冒着
密集的轰炸和严密的封锁，形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搏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
（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是艰苦的、艰巨的、残酷的。在朝鲜战场上，“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同时，朝鲜北方许多城市都已经被炸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法就地取得补给，因此，为解决运送粮弹的问题，中国人民志愿军甚至组织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运送粮弹，并要求战斗员作战时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此外，志愿军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战役时，正值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衣着单薄、破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赤脚涉冰河，单衣卧冰雪，忍饥守坑道，常常是“一把炒面一把雪”之后就要继续与敌人战斗了。条件如此艰苦，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争士气、旺盛的斗争勇气和必胜的斗争信念，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最终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奇迹。
（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
在战场上，所谓忠诚是指将士对使命从一而终的坚守。这种忠诚必须是绝对的、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还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具有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而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敢于担当，敢于冲向斗争第一线。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他们不惧艰辛、不畏困难、不怕牺牲，无数勇士身负重伤后依然从血泊中爬起来冲向敌人，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枪口，即使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顽强地同敌人血战到底。他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书写了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
（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朝鲜战争本是朝鲜人民为实现统一而进行的内部斗争，但却因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武装介入而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美国不仅发动了对朝鲜的全面战争，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从一开始就高举着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而进
行的自卫战争，也是与朝鲜同志“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必要的正义的斗争”。当然，敢于斗争并不等于好战。“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所以，毛泽东总结道：“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而这两样的出发点实际是一致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正义事业。也正因如此，这场正义之战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支持与援助。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是正义之师的伟大胜利，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气焰，打乱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图谋和扩张势力范围的部署，这是对亚洲与世界和平、对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赢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从进行军事斗争准备到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从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到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斗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坚韧的斗争意志、明确的斗争目标、高超的斗争本领、顽强的斗争精神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由此向世界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作者简介］聂文婷，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10009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