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而且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正是顺应了20世纪初世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两股世界与时代的历史潮流。

　　首先，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以往阐发这一意义时，常常强调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推翻清政府也就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这样解释还不够全面，且过于简单化。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言论和行动中进行具体考察。日本前首相、军阀山县有朋曾公开表示：“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日本统治集团还担心中国的辛亥革命会刺激朝鲜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助长日本国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鼓吹“必须最低限度地抑制清国的祸乱，以杜塞两国彼此的危机”。法国驻华公使裴格在1911年12月8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对辛亥革命冲击法国殖民地势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也表示忧心忡忡，担心“一场反满清皇朝的运动，突然变成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并且可能……年复一年地骚扰边界地区，甚至引起我殖民地内部的混乱”。

　　其次，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的觉醒”的主要标志。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极大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1912年初，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潘佩珠和一些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沙河刘氏祠堂开会，决定把越南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并确定政治纲领为“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民国”。这里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对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巨大影响。韩国独立运动领袖申圭植在听到中国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从韩国来到中国上海，在上海组织了爱国救亡团体同济社，开展抗日独立运动。1912年4月，他还曾受到孙中山接见，并得到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援助。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哈达曾多次指出：辛亥革命不仅唤醒了“印尼华侨的民族精神”，而且激发了“印尼人民的革命思想”，从而出现了“由伊斯兰联盟组织起来的最早的民族运动”。列宁曾高度评价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在中世纪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们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再次，辛亥革命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振兴亚洲思想以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思想和主张，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列宁指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彭西年在《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1912）一书中，赞扬孙中山“善于把远东各国的共同问题综合起来研究。因此，他成为一群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鼓动者之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也深受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说：“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启发我去斗争，启发我去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