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1］，因此，“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1949～1954年，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地方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本文以湖北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为考察对象，试图分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有序政治参与的实际情况，揭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成长的历程。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产生方式和群体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人民民主专政需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但考虑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时无法召集，《共同纲领》又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3］因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

（一）代表资格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搭建了人民政治参与的平台，代表是会议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为确保政权的人民性特征，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制度规定到地方政府的民主实践都对代表候选人的资格提出了明确要求。首先，特别突出强调当选代表的“人民”属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明确规定：“凡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赞成共同纲领，年满十八岁之人民，除患精神病及褫夺公民权者外，不分民族、阶级、性别、信仰、均得当选为代表。”［4］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强调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5］也就是说，具有人民身份是当选代表的首要条件，这符合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是密不可分的。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彰显了政权的人民性，有助于稳固政权的阶级基础。其次，在实践中注重当选代表的政治表现。如枣阳县将各界代表资格规定为：“农民须是常年劳动的正派人，能代表群众利益者；教育界须是思想进步，教学合法，基（本）群（众）赞助，学生拥护，为人正派者；工商界开明士绅须是赞成反蒋反美、为人正派、不欺压人民、无反动行为、不捣乱经济者。”［6］此外，为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强调兼顾代表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如湖北省民政厅指示利川县：“选举代表时，一方面应注意其纯洁性，另一方面还须注意其广泛性和代表性。”［7］通过广泛吸纳各方人士以增强政权的社会基础，扩大各界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感。

（二）代表产生方式

对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拘泥于形式的民主，而是更加注重实质的民主，由于普选条件尚不具备，因此采取了多种方式。“代表的产生，既可由各界选举或推选，又可由政府特邀，这样，就可以保证代表的广泛性，他们来自人民的各方面，实际上代表各方面人民的利益。”［8］从湖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实践看，代表产生方式主要有四种，即推派、指定、聘请和选举。

推派是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常用的办法，他们根据所分得的代表名额在各自系统内部协商和选定出席会议的代表。采取指定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初期，各方面对代表会议认识不清，加上各种社会组织（农会、工会、妇联、工商联合会等）尚未建立，出席会议的代表一般由军事管理委员会和当地政府指定，随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化建设的发展，这种方式逐渐被淘汰。聘请的代表主要是开明士绅、无党派民主人士及社会名流，他们没有固定的组织团体，但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殊影响，一般由政府出面聘请。选举是代表产生的主要方式。在湖北省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选举代表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一般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据湖北省政府对几年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产生方式的描述，“选举方式按各种实际情况的不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如，工人代表：属于工厂的以厂为单位，其余如码头、店员、手工业工人等均以各系统为单位，先由工会基层组织酝酿提出候选人，然后开选民大会直接选举。农民代表：一种是由各自然村先提出候选人，再开全乡群众会直接选举；一种是由乡农代会选举……工商界代表：由工商联召集全体商人（以镇为单位）用投票或举手的方式直接选举。文教界代表：县里以学校为单位，区里以区为单位，由全体教职员直接投票选举。医务界代表：召开医务人员代表会投票选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