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计划立足“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
　　按照“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实施时间，新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本应在1963—1967年间实施，但由于“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重大比例关系失调，为了使“三五”计划能在较好的起点上展开，党中央决定1963—1965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三五”计划安排在1966—1970年实施。
　　在酝酿编制“三五”计划时，陈云针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在1962年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提出了“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高指标进行“伤筋动骨”调整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并概括成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同年底，负责计划工作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提出：“农业的发展是第一位的任务”，“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根据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确定“三五”计划的各项安排。1964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在向中央书记处作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的汇报中，进一步提出编制“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突破尖端；加强基础工业”。但这个主张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他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以战备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据此，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起草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要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这样，“三五”计划原来设想的“吃穿用”优先原则就被“以战备为中心”的原则取代了。重新拟订的“三五汇报提纲”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然而由于第二年紧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汇报提纲”就始终停留在草案形式上，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三五”计划，也没有交付全国人大批准。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三五”计划的实施，总体上呈现“起——落——起”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开局尚好，1967、1968年受到严重破坏，1969、1970年在高投入的推动下勉强完成了主要经济指标。
　  “三五”计划奠定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延续到了“四五”计划（1971—1975）的编制上。
　　“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于1970年2月开始讨论，时值战备高潮阶段，初拟的“四五”计划进一步强化了以备战和三线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提出“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并试图用军事工业带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周恩来领导纠“左”工作，针对前一时期因过分强调战争威胁造成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国家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各项政策，并抓紧时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了“以战备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并重。到了1975年，因借力于邓小平大刀阔斧领导的各项整顿，“四五”计划的多数指标才勉强得以完成。
　　“五五”计划（1976—1980）没有形成独立的文本，而是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之中。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剧烈政治变动的影响，这个“规划纲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修改，直到实施了两年后的1978年才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五五”计划在制定、修改和实施初期，在指导思想上重犯了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老毛病，鼓吹不切实际的所谓经济建设“新跃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五五”计划指标作了较大幅度调整，并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努力使国民经济真正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六五”计划确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六五”计划（1981—1985）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总政策后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80年2月，“六五”计划即着手准备。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家正紧张地进行拨乱反正，国民经济正在进一步调整，许多问题有待于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必要的统计资料也因为十年动乱的破坏而严重匮乏。因此编制一个可行性强、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面临很多具体困难。1981年3月，国家计委提出编制“六五”计划的初步意见，6月，正式发出《关于拟定“六五”计划的通知》。在经历了近3年的广泛调研、反复讨论和修改之后，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六五”计划。“六五”计划编制后期，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1981—200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同时规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前十年为第一步，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为第二步，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六五”时期正是前十年打基础的关键五年。根据这一战略部署，党和国家确定，“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进一步解决历史遗留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七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
　　为了实现上述战略部署，“六五”计划在制定过程中，突出强调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包括“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发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等十条具体方针。“六五”计划与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虽然经济发展类指标仍占主体，比例为61%，社会发展类指标却显著增加，占39%，也正因为如此，“六五”计划的的全称随之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成为此后制定各个五年计划（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