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近四十年来的中苏关系，按友好――恶化――敌对――缓和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分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结盟 
　　苏联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解放前夕，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同毛泽东主席会晤，双方进行了内部沟通。6月，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刘少奇奉命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同时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斯大林邀请刘少奇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会谈中，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作了自我批评，称由于不了解情况，有时干扰或妨碍了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这句话，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错误。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应邀访问苏联。除了为斯大林祝寿外，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约草案文本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修改确定的。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对此，一些东欧国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还亲自做说服工作。
　　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这里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的敌对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随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向社会主义“一边倒”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不过，所谓“一边倒”，不是一切都听苏联的，实际上是有矛盾和斗争的。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主权，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我们党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对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所谓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毛主席严词驳斥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应该承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战后远东与世界和平，曾起过积极作用。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重新作客观的分析，结盟政策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在党和国家关系上“称兄道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并不可取，也不科学，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