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国关系恶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69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演变为边境冲突热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女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透露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并届时与周总理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旋即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会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周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会见中，双方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的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想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回顾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是非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外交方面也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为捍卫独立与主权、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威胁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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