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国内政策调整及国际形势变化，中央着手调整国际战略，改善对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在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邓小平同志指示，要外交部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3月26日，我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这一极为平常的“注意”二字，却隐藏着不同寻常的意思，引起了国际上极大关注。外电评论称，这预示着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
　　 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作出决定，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国北部的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中国的西邻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2年8月，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以视察使馆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中方关于消除障碍、改善关系的重要信息。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有积极因素，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也关心中苏关系改善。认为，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可先从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开始。强调，我们提出上述想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愿就此同苏方交换意见。至于交换意见的方式，双方可以协商。苏方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猜测，于司长还同时去了波兰华沙。
　　1982年10月，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进行两国政府特使的政治磋商，一谈就是6年。政治磋商一共进行了12轮，前11轮都是钱其琛副外长主持。后因钱出任外长，改由田曾佩副外长担任中方政府特使。磋商中，主要讨论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越南侵略柬埔寨问题。中方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苏方则声称，中方找错了对象，柬埔寨问题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并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中方反驳说，我们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谓的第三国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原则，应该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双方针尖对麦芒，各说各的，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这漫长的政治磋商为彼此交换意见提供了一个正式渠道，对两国关系的缓和与改善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中苏之间开始改变一个时期以来只对抗、不对话、不往来的全面僵持状况。
　　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从恢复交换留学生开始，两国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往逐渐增多。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要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来访。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改善中苏关系的态度较为积极，主要做了两件事：建议两国外长在联大举行会晤；主动提出派阿尔希波夫访华。据透露，选择这一人选，苏方是煞费了苦心。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不好拒绝；而且他主管经贸，可以讨论扩大双边经济关系；再者，他认识许多中国领导人，可以借此进行高层接触。我方很快答复同意。但就在访问前一天，苏方突然通知，由于“技术”原因推迟访问。后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此访终于1984年年底成行。除了同姚依林副总理会谈外，阿尔希波夫还会见了陈云、李先念、彭真、薄一波等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电视上播放了他们见面时亲切拥抱的感人情景。通过这次访问，双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经济、科技合作。1969年双边贸易额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1.2亿瑞郎，1982年双边贸易额回升至6亿瑞郎，而1985年则达到46亿瑞郎。

　  相隔30年后，我国在莫斯科举办大型贸易展览会，轰动了苏联各界。每天有两万多人参观，排几小时队才能买到票。苏联观众在留言簿里写道：“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以前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展览使我消除了旧观念”，“中国人善良、诚实、公正”，“谁也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改革……”不少群众反映，现在苏联有一股“中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