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方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话说得比较艺术，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加以表达。据了解，苏方对此也一下子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方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实际松动，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对苏方的这种姿态，中方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同时指出，它同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强调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问题。此前，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7年2月，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轮边界谈判。这是两国第三次边界谈判。双方都表示十分重视这次谈判，希望边界问题的解决能有助于改善两国政治关系。中方团长是钱其琛副外长，苏方团长是罗高寿副外长。会谈气氛较好，双方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措辞平和，都未纠缠过去长期争论的问题；同意从东段开始，根据条约规定，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双方还确认，1964年边界谈判中工作小组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随后，边界谈判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
　　 1988年8月27日至9月1日，中苏双方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这次会晤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能否启动外长访问的决策。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谈判代表分别是田曾佩副外长和罗高寿副外长。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对对方的立场也都了如指掌，每次谈判的时间都很长，而且都习以为常。最后一次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原定的晚宴时间不得不一再推迟。后来索性改成工作晚餐，边吃边谈。吃完饭后又继续会谈，一直谈到夜里快12点结束。到最后一分钟，才达成内部谅解：双方都同意，柬埔寨问题应通过政治手段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双方都表示愿尽力促使这个目标的实现。
　　 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公开对柬埔寨问题表明立场。他说，我们主张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愿意立即着手准备苏中高级会晤。9月20日，在联合国第43届大会期间，中苏两国外长举行了会晤。钱其琛外长着重谈了柬埔寨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外长表示，苏方愿意为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出努力。双方商定，中国外长将于年内访苏。
　　 12月1日至3日，钱其琛外长应邀对苏联进行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高级会晤作准备。代表团一行10人，住在离大使馆不远的柯西金街国宾馆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小楼。小楼上下两层，除了主卧室、会客室和餐厅外，只有几个小房间，包括司领导在内，都是两人合住一间，我的房间靠近门口，正好在主卧室下面。

　  抵达莫斯科当天，双方就进行了紧张的会谈，主要还是围绕柬埔寨问题。中方主张，在双方已达成的内部谅解基础上，明确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形成《共同记录》。我方强调，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不愿明确承诺促越撤军的期限。双方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卡住了。如果不能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可能又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