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怎么办？当天，大家都很着急，睡得很晚。次日凌晨，我在睡梦中被楼上的脚步声吵醒了，看院子里还是漆黑一片，可能是钱部长因考虑如何走出这一僵局而未能入眠。天亮后，钱部长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等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宾馆的院子里一边散步，一边商谈着工作。外交官都有一个习惯，一般不在对方的室内讨论工作事宜。正如钱部长在他的回忆录《外交十记》中写道，“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早餐时，代表团成员都在一楼中间的餐厅里吃饭。就在餐桌上，钱部长拿出苏方提交的共同记录草案，当场在上面作了修改，然后交给戴司长，说马上找苏方谈，尽量按此达成协议。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在撤军时间表问题上达成一致，即中苏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最迟在1989年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这正是钱部长彻夜想出的折衷方案。
　　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双方的情绪都很好，谈得无拘无束。戈氏显得很自信，十分健谈，主要介绍了国内改革的情况。在谈到两国关系时，他主动表示，对过去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这是继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向中方承认错误。关于中苏高级会晤，戈说，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钱外长表示，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这样，期待已久的中苏高级会晤终于谈定，这次访问的主要任务业已完成。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双方人员的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神情。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应邀对中国进行回访，为中苏高级会晤作最后的准备。先在北京举行会谈，进展较为顺利。苏方建议，在双方已达成的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记录》的基础上，公开发表一项声明，表达两国在政治解决柬问题上的一致主张。中方表示赞同，并着手讨论声明草案的措词。同时，双方谈定了举行高级会晤的具体时间。
　　因邓小平同志当时在上海休养，双方代表团2月3日晚移师上海，以便安排接见。在宾馆里，双方继续磋商关于柬埔寨问题共同声明的内容，一直谈到半夜，还是达不成协议。最后，苏方变卦，声称不同意发表有关声明。深夜，钱部长召集开会研究，并当场决定：4日早餐前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苏方得知这一通知时非常紧张，表示马上报告外长。
　　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在同邓小平会见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问候后说，戈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问中国，昨天已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其用意显然是套小平同志首肯高级会晤日期。邓小平回应说，你们两位外长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接着他又进一步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经过一番周折，中苏高级会晤总算确定了下来。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应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从而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会谈中，双方赞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两国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中苏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之间终于结束了近40年来要么结盟、要么对抗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中国和苏联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形势经历了深刻演变，但当时双方确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冲击，而且成为后来新型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坚实根基。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