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因此，在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以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然而，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疯狂地推波助澜，大造声势。他们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叶剑英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看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和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回想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言论，冷静地观察着江青等人的举动，他明白这场运动不是偶然的。 叶剑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正在全国上下悄然兴起，担忧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使人们重新理解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批林批孔”是一个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径，可以把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特别是他们利用机会，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插手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动向，值得警惕和认真对付。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决策，又不能急于反对。因此，叶剑英只能想尽办法保护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积极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守岗位，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与江青一伙斗争，维持军队和全国的稳定局面。

　　1月24日， 江青竟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江青随信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时期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并说明“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俨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嘱道：“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4个人的，实际上却是针对叶剑英的。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并向全体到会同志宣读江青的信，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说：“江青同志亲自写信给空军、书面给海军的领导同志作了一系列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还派谢静宜、迟群同志给海军干部作了报告”，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 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简短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按照会议程序，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盛气凌人，信口雌黄。 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同志感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会，既听不下去又不能走，一个个如坐针毡。

　　据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回忆，他当时负责组织起草了会议通知和宣传要点，强调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要乱提口号，等等。不料，这两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来大祸。江青在讲话中对那份宣传要点一句一句地批判，说总政宣传部的那个负责人的讲话是“大毒草”，“全是屁话”，并且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顿时感到如重炮轰顶，一动也不敢动。挨着他坐着的副总长彭绍辉小声问道：“江青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栗光祥不语。栗光祥说：“那次大会上，江青大批‘走后门’，竟公然点叶帅的名，说叶帅的孩子也走后门，叶帅真是宽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对自己不在乎，却非常关心我。他对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个宣传部‘负责人’是谁，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他担心这位‘负责人’会被江青扣起来，因而暗中加以保护。”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关心又幽默地问：“宣传部的负责人到会了没有 ？”“到了，到了！”叶剑英听到回答，放心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 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

　　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两次大会之后，叶剑英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小女儿被勒令停学，“下放劳动”。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正月初二 ，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干部、战士一万八千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宋时轮院长和我带领军事科学院师职以上干部参加了动员大会。事先，大家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叶副主席手里拿着一张纸，简单地念了几句，然后宣布散会。”

　　“江青又逼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谢做报告训人，周总理做了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并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扫地出门，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随着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况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军来到部队。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如陈毅同志逝世后，叶副主席指示宋时轮院长将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儿子陈昊苏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把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34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直接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

　　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 ，叶帅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式：写‘检讨’。‘检讨’写好了，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里？要知道，当时‘四人帮’对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封锁得很厉害，弄不好不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要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见到我后他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叶帅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的字样，把信交给了我。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我就从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同志，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当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直到我把经过向他报告后，他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深夜开车，为叶帅给毛主席送亲笔信，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分。送信并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掌握军机要务的元帅，向自己的领袖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竟然还要‘走后门’，而且‘后门’走到了担任随身警卫的参谋身上，却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这也算‘走后门’的话，那对污蔑叶帅‘走后门’的人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这个‘后门’，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听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叶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的艰难，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 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张春桥甚至公然模仿当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发明”的“名言”来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