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关乎一个庞大群体的青春岁月，一段使他们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青春岁月，也在于这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息息相关。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年份：1968年与1973年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深入探究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的内在联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早在1955年就已明确提出。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满足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需大量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64年1月，中央印发了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有领导、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比较健康地进行，其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也日渐成熟。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会持续进行。这是当时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一项解决就业、加强农业的正确国策。与5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突出，强调“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把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措施①。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7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有领导、有组织的下乡不仅完全中断，而且出现了大规模的下乡知青自发返城风潮。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此风平息下去。1967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北京知青曲折等人发扬1966年前上山下乡的传统，自发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插队序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当时革委会、军管会的支持。这种少数人的自觉、自发行为很快就被国家有组织的动员所取代。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提出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即“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②。当年6月，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再次明确对大专院校毕业生按“四个面向”方针进行分配，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工人，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③。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随即开始按“四个面向”方针对66、67两届中学毕业生进行分配。之后不久，被动员下乡的学生中又增加了68届，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特殊群体——“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1969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155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4月底，全国有405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④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1968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胜利成果”。这是他继1958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内容、目标的设想和概括⑤。但此后由于“全面夺权”引发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这些活动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由于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⑥。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为了指导“斗、批、改”，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了一批经他修改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迫切希望从“大乱”转向“大治”，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的内容大体包括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内容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提出过，但由于党内存在分歧，推行中遇到阻力。“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认为阻力已被排除，因而把这些活动全面提上日程。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斗、批、改”运动前期(大体在1968年至1970年间)，虽然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和极“左”思潮泛滥来说，形势已比较安定，一些极端行为也受到限制，但总的来说，各方面的工作仍为“左”的或极“左”的错误所支配。⑦正是在这种“左”风炽烈的背景下，1968年底至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高潮带有明显仓促、草率和强制的色彩，打上了强烈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烙印。例如：只强调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面，使他们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农民平等相处的地位；在没有长远规划和整体安排的情况下，不区分具体情况，不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哄而起和一刀切，所有城镇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不顾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行政命令的方法，通过“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甚至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迫使学生下乡；许多农村基层未做好接收知青的准备，一些知青到农村后生活困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使他们难以安心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留下了许多隐患和后遗症。1969年10月，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反映，“下乡知青倒流现象严重，贫下中农没法管”。70年代初，一些知青在信中说：“初来边疆，我们都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和纯洁的青少年，可是三年的磨炼，使每个人都变了。身体越来越差，思想越来越落后，反面的东西越吸收越多”，“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二十几个年头，难道今后还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吗？”“我只感到失意、消沉和茫然”，⑧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动员方式及后果，使始于1968年的上山下乡明显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预示了它必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1970年后，虽然“左”的错误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势头已明显减弱，一些比较务实的，带有“复旧”色彩的思潮、实践普遍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斗、批、改”的多数内容都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告终。“文化大革命”已无可挽回地走在下坡路上。这种大的发展趋势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也表现出来。从1970年初起，针对此前安置工作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验的初步总结，中央开始对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初步调整。当年5月中央转发的一份文件中改变了过去只讲“再教育”的说法，强调知识青年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把他们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文件发出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向插队知青集中的安置地区派出了大批带队干部，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打击了一些迫害知青的坏人，改善了知青劳动、生活的条件。

　　自1972年起，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对知青工作的调整也在重重困难中有所发展。1972年12月，福建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青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在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表示“容当统筹解决”。信中没有再提“再教育”之类任务，表现出某种失望和无奈。周恩来立即以此为契机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整，使此信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把调整工作推向高潮。会议承认：“现在，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仍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大安心。”⑨为把知青工作顺利开展下去，会议突出了对知青“大有作为”的宣传，强调注意培养使用他们。与此相配套，中央加大了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力度⑩，使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下放初期种种“左”的或极“左”的做法，实际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复旧”。虽然这次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乡的错误，但要想重现1968年底至1969年那样的高潮却已不可能。因为“斗、批、改”大势已去。

　　如果说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在性质、方法等方面区别于1966年以前的话，那么，以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为代表的政策调整则显示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已部分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当然，这种恢复不具有全局的意义，而且以后还因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而一再反复。正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它的抵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因受到抵制而不断调整和部分否定的过程，它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由盛而衰的过程。

　　二、支撑上山下乡运动的四块基石

　　许多论者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当时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实际上，1968年至1969年下放高潮中，被下放的并不仅仅是知青——虽然他们的人数最多，还有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及其家属、职员、城市居民以至工人。例如：1968年10月后，江西省有干部7万、教师5.3万、医务人员1.2万、职工1.6万、家属15.5万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1)。1968年10月20日，广东省革委会要求在当年12月将16余万干部下放完毕，并要求下放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至1970年上半年，该省又动员6000多国家机关干部退职、退休、下乡插队落户。到1968年10月18日，江苏全省县以上机关干部已下放2.5万余人，高等院校下放8000余人。当年年底，该省还将一些在职职工和城镇居民强制全家下放农村安家落户，据统计，全省各地共下放全民所有制职工2.8万人，城镇居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25.8万多人。(12)至1969年9月，安徽省已下放机关干部、知识青年及城镇居民63万多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到1969年11月底，河南省直属机关共下放15300余名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与此同时，全省各地也大批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到五七干校或农村(13)。1969年福建干部及职工家属下放74433人，其他人员14691人。该省南安县一些城镇居民基本上被全部动员迁出，成了一座空镇。(14)1969年9月，据黑龙江、辽宁、安徽、江苏、江西、湖南、天津7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共下放干部40多万人。在下放大军中，除了知青、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外，甚至还有一些工人。1969年周恩来就曾批评说：“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15)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似乎都处于下放的亢奋和狂热之中。对许多“城里人”来说，“斗、批、改”好像就是下放，就是到农村去安家。这样的下放大潮显然不能用因经济下滑无法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以及诸如通过下放红卫兵稳定局势等原因来解释。它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和动力。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但这仍需进一步具体化。

　　(一)“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党内高层还存在不同认识，但几经反复，特别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总的趋势是“左”的错误已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因之一。

　　例如：1964年8月至10月间，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提出：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哪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文化界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16)1966年3月17日，他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此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7年5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学生，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诸如此类有关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被张春桥等发展为“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其“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照这样的估计，知识分子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培养的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也不论其出身如何，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世界观便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但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明确的问题：人数更为庞大的中学生算不算知识分子，或更进一步说，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都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知识分子受到严重的迫害、打击。但在运动初期，大学、中学学生则似乎是个例外，一度成为革命的“闯将”、先锋和主力。直至1967年底，毛泽东还曾设想，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教员和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17)。但这种赞誉和信任并未持续多久。1967年革委会陆续成立后，从“文化大革命”全局和发展顺序来看，在认定已经解决了运动的主要对象——“走资派”后，在认为学生运动已发展为工人和农民运动，工人阶级已成为运动的主力军后，(18)红卫兵“先锋”、“闯将”的地位便不复存在，而其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日益突出出来。而且当时一些学生要么是迟迟不肯返校“复课闹革命”，仍在社会上冲杀、“革命”；要么仍在学校进行派性争斗，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1968年4月起清华大学两派发生持续百日的武斗，这使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由教师、学生进行教育革命的设想。7月27日，他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但工宣队在清华大学却受到了一派造反派的武装抵抗，造成工人伤亡。出乎意料的严重流血事件更加深了他对学生以至知识分子的不满，决心依靠工人结束动乱，并随即对学生、知识分子提出了“再教育”的方针。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5日公布的毛泽东的一个最新指示中说：“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19)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姚文元文章说，现实表明，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毛泽东在修改此文时加写了：教育阵地解放后“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20)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等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说，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立，要走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何为“再教育”？文章解释说：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的高度概括，论证了“再教育”的依据、方法和途径。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它不仅包括了知识分子和在校大学生，而且很快就囊括了全体中等学校学生甚至高年级小学生；二是明确了今后大学生只能从有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中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升入大学。这是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和1970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

　　(二)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

　　“文化大革命”中，与风靡一时的“上层建筑决定论”、“精神万能论”等并列的，还有泛道德主义，尽管当时还鲜见这样的概念。泛道德主义夸大道德伦理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使道德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主宰，并使之“越位”成为评判一切的尺度。“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更是使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极“左”思潮发展了儒家的泛道德主义，特别是突出了道德与知识两分甚至对立的倾向，进而把工农与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对立是天然的”(张春桥语)。知识分子因有知识而被戴上道德“原罪”的帽子，知识的多寡成为评判道德高低的依据，以至“知识越多越反动”，而“大老粗”则因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准不高而天然具有一种道德优势。当时，知识分子即使不被打倒，他所面临的被“改造”任务也远比工农更为迫切、严重。

　　怎样才能实现并保持至上的道德呢？当时认为，这只能来自艰苦的环境和“苦、累、脏、险”的体力劳动，“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去，滚一身泥巴，磨两手厚茧，晒一脸黑皮，炼一颗红心”(21)。贫穷、艰苦的农村生活被赋予一种强烈的道德意义，体力劳动的作用被绝对化，希望用苦行净化灵魂、反修防修，保持革命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而富裕的城市生活则容易使人们失去革命的理想和斗志，亦即“穷则革命富则修”。这样，农村成为知识分子净化灵魂的净土和青年学生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的福地。

　　诸如此类的理论与实践，折射出一些具有深远历史渊源的理想与思潮。泛道德主义是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这种主流传统自近代以来受到严重挑战，表现之一是突出了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章太炎否定精英主义传统，把知识与道德对立起来，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表示怀疑。他从道德标准出发，根据职业区分认为“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22)。“五四”前后，“劳工神圣”之风在中国激进的知识界劲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广泛流传，19世纪俄国那些穿起粗布衣走向农村的民粹派知识分子一时成为进步青年的偶像。先进的知识分子讴歌“劳动者是地球的宠儿”(李达语)，呼吁青年“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23)，表达了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以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

　　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推崇“劳工神圣”和民众力量的同时，简单化地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因而在尊重工农劳动者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念书人”的鄙夷。“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有几个人？”(24)“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读书的，而是“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住的房屋、坐的车船等等，都是种田的或做工的人生产的。“中国古人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在我们要将这句话倒转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25)这些言论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对19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所说：“通常是鞋匠革命，为的是好当大老爷；但在我们这里，却是大老爷想要充当鞋匠。”(26)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现时，表现为对农民的觉悟做了不切实际的夸大。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种宣传中，最常见的是：“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经验。他们是知识青年的好老师。知识青年要学习贫下中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深厚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朴素的优良作风”(27)。这些带有强烈泛道德主义、泛劳动主义的夸大宣传使不少人对通过上山下乡净化灵魂、反修防修充满了期待。

　　(三)对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

　　知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问题是如此严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阶级斗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应分期分批地下放农村、工厂，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工农业生产，通过阶级斗争实践和劳动改造，与工农打成一片，解决“三脱离”问题。

　　毛泽东具有广博的学识，但他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政治家。这种经历使他特别推崇实践和直接经验，特别重视自学和学以致用，也使他对中国传统教育和苏联教育模式往往持一种激烈的批评态度。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种批评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偏颇，诸如重实践、轻书本；重政治、轻专业；重大众、轻精英；重普及、轻提高；重出身、轻表现；重平等、轻差别；重非正规化、轻正规化和制度化；重社会教育、轻课堂教育；等等。虽然他也十分重视理论学习，但又不时表现出贬抑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推崇直接经验的倾向。这是他轻视知识分子的认识论原因之一。

　　这种倾向在“大跃进”时期曾有一些集中表述，如“卑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历史上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多数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人学问多了，不行了。60年代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些观点。例如：“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书不能读的太多了。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28)。“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29)“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30)“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从前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31)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又表达了相同的意见。他在肯定了大学还是要办的后又说：“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我看老粗最文明”。“过去的办法培养是修正主义的”。“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32)他在结束谈话时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33)在这次讲话后不到5个月，他就发出了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

　　毛泽东关于教育、知识分子、理论与实践以及关于道德等方面的思想中，有许多正确、深邃的内容，但也有一些片面的认识。这些认识一旦与阶级斗争扩大化结合起来，其真理的光芒难免被谬误的阴霾所遮蔽。

　　(四)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如果说“再教育”等理论是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的理论根据，即意识形态原因的话；那么，城市化滞后则是知识青年只能上山下乡的现实的经济原因，而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

　　1968年上半年政府开始处理毕业生分配问题时，提法都是“四个面向”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但到当年12月底，毛泽东则明确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除了动乱造成的经济衰退使许多工厂、企业处于半停产状态不需要招收工人等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里，由于认识滞后导致的我国城市化的严重滞后，使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支庞大的接受“再教育”大军。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在工业化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则严重地滞后。据统计，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不足10%增加到48.64%，但城市化水平却仅由10.6%发展到17.9%；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19.7%，1978年仅为17.9%，下降了1.8个百分点(34)。根据1955年规定的设市标准，到1964年底，全国只有建制市168个，比1961年减少36个。镇的萎缩更为普遍，仅1961年至1964年3年间，全国建制镇便从4429个减少到2877个。(35)到70年代末，世界各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为41.3%，而我国仅为19.4%(36)。有学者估计，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滞后了至少约17%(37)。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是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村人口比重逐步下降，城市人口比重逐步上升，而不是相反。城乡差别的缩小，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而不是城市农村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对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消灭三大差别”等问题认识的失误，使城市化进程一波三折，发展明显迟缓。

　　迅速工业化与城市化滞后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城镇人口增长与其就业空间狭小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说，只要城市化滞后持续存在，在当时高生育率的背景下，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将城市多余人口安置到农村也是势所必然。上山下乡是政府安置工作不得不采取的政策。所以，1963年时周恩来就已提出，今后18年内要有3500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去(38)。

　　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工业化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必然造成的“资本排斥劳动”，严重制约了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农业发展滞后使有限的粮食产量难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口；单一公有制结构形成后对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的排斥大大压缩了城镇就业空间；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的描述，急于依靠阶级斗争、行政力量和群众运动消灭三大差别；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小城镇的衰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和严格的户籍制的限制；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增长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的结构性矛盾；冷战时期严峻的外部形势及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大规模战备形势的需要；三线建设决策中“不建设集中的城市”的指导思想；等等。

　　以上因素有的是当时条件所限不得不然，有的则反映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的滞后。其中，对知青上山下乡影响比较重要、直接的有两点。

　　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单一公有制，公有制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消灭资产阶级。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私营、个体经济基本上被消灭，其从业人员多被下放农村。例如，“文化大革命”中以下放城镇居民而著称的甘肃省会宁县，1956年就以“加强农业”为由，把385户从事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和100户从事手工业的城镇居民的户口转到了农村，使历来比较繁荣的会宁县城突然变得萧条了。此后，动员城镇居民下乡仍在进行。从1958年至1966年9月间，又有170户770人被下放到农村去。“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城镇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几乎“绝迹”，寥寥几个从业者往往还被当作“没有正当职业”或“吃闲饭”者。到1978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从1953年的近900万人减少到只有15万人，仅占全国城镇总从业人员的0.16%(39)。单一所有制结构造成的单一就业渠道减少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加重了城镇就业的困难。

　　二是商品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里，出于对商品经济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警惕，以及在一、二、三产业的关系上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在城市建设中，片面强调城市的生产性质，忽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导致了在大力推进重工业发展的同时，城市第三产业非但没有得到相应发展，反而因受到各种压制趋于停滞和萎缩。1952年，全国每万人口中，有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网点95.7个，1978年下降到13个；同期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服务人员从165.8人下降到63.1人。在全部职工中，从事第三产业人员的比重也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57年的52.4%下降到1978年的36.5%。(40)这种萎缩大大缩小了城市就业空间，由此“形成了国内外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剩余和城镇的失业问题”(41)。在这样的情况下，城镇知青不上山下乡又能往哪里去呢？“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在城镇大破“四旧”、驱赶私营、个体工商业者的红卫兵们不会想到，正是这些举动对城镇经济的破坏，导致了两年后他们必须离开城市。十年之后，1978年，邓小平一语点破了解决这个历史难题的正确方向：“真正解决下乡知识青年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要研究一下，使我们的城市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42)

　　城市化滞后在深层次上反映了一种对城市文明和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而且都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加重。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越是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就越是对城市化和城市文明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就必然导致城市化的滞后。城市化滞后的本质是市场化滞后，更为本质的原因是观念的滞后。这种现象在一些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少见。古巴在20世纪60年代初革命胜利后，为消灭城镇私人商贩大规模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参加体力劳动，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农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柬埔寨共产党在1975年夺取政权后，立即强制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向农村迁徙。诸如此类的极端做法都反映了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陌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明显的轻商主义色彩，由此又派生出种种厌恶都市文明的思潮。五四时期许多进步思潮都程度不等地表现出“脱离都市，回到乡间去运动”，“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刘师复语)的倾向。其中，新村主义一度在知识界表现出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在中国建设新村的种种设想。他们向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生活，将新村理想寄托于农业文明，这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及轻商主义有不少契合之处。一度接受新村主义的恽代英说：“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43)李大钊也曾用理想化色彩描绘农村和农民，把农村当作净化心灵的道德之乡和精神高地。“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他们号召：“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44)毛泽东早年也曾表示：吾国现时有一弊，即学生毕业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而欲除此弊病，应使学生直接参加社会所需要的生产，而这种生产的场所必须在农村，一边读书，一边工作，这种工读生活是新社会的细胞。(45)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五七指示》的前身。

　　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思想中这些热烈、美好的憧憬或多或少地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消解城市化建设紧迫感的原因之一。当然，重要的是，这不是以往某些思潮的简单翻版，而是存在着产生这些思潮的土壤。

　　以上四个因素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互为因果，但单是其中一项或两项都不足以产生下放近2000万人的结果，而这四项的结合，特别是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结合起来，恐怕也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

　　三、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就业压力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即主要解决当时城镇青年十分迫切的就业压力；一种认为是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考虑，即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再教育”。本文在前面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如果再具体一些，可能比较容易得到统一的认识。所谓具体，一是要区别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想法，二是要区分运动的前期与后期。

　　就毛泽东来说，如果说在50年代他强调的重点还是“大有作为”和为农村输送大量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青年的话，那么，到60年代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随着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不满的发展，他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到基层向工人、农民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错误的发展，他1968年12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着眼点，就是接受“再教育”，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至于当时严重的经济问题、数百万知青无法就业、升学及其造成的城市不稳定问题，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没有放在首位。对他来说，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的“大事”。让中学生毕业后先接受“再教育”，几年后再择优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工厂、农村，这是毛泽东当时已定型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46)。1968年，在他希望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时，就把这些设想变成了空前规模的“再教育”实践。1970年形势进一步安定后，他又批准开始从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1968年的下放与1970年的招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再教育”链条。总之，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

　　作为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并从整体上安排全国上山下乡工作的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虽然也在宣传上山下乡的意义，但强调的重点实际上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例如，周恩来说：人口要平衡发展，不能过分集中，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减少粮食征购(47)。又说：城市这样多人不下乡怎么行？城市不要太集中，走上比较平衡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48)。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中大量问题的暴露，周恩来等更是淡化了“再教育”之类的说法。1973年8月，他在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把知识青年当成“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他们“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49)整个讲话通篇未提“再教育”。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知青下乡规划时更是把上山下乡与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说：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会少一些。1973年6月27日，华国锋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也提到：“八○年以前有1000万知识青年要下乡，八○年前必须下乡，八○年以后如果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在千分之十五以下，也还需要下乡的。”即使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当年也曾说：像上海那样，计划生育搞好了，到1980年，知识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50)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再教育”说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1972年至1973年周恩来整顿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运动的“再教育”色彩已明显淡化，其实质就是对运动初衷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如果说1968年的下放还有十分明显的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的话，那么，从70年代初起，随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以及新一轮经济冒进的出现，城镇又开始大量从农村吸取劳动力，这种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动因基本消失。这就出现了那种一面从城市大量下放知识青年，一面又从农村大量招收农民补充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的怪现象。(51)这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上山下乡两方面的动因(“再教育”和就业压力)都已淡化。但也正因为如此，宣传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调门却在不断提高，而这只是为了维护它与诸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五七干校等“斗、批、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反击“右倾复辟回潮”，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总之，对上山下乡动机的分析，一是要区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态度，二是要区分1968年与1973年后的变化。

　　四、“无悔”还是“有悔”

　　在有关知青的话题中，“青春无悔”还是“蹉跎岁月”、“不堪回首”总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数千万知青个体命运差异过大，而且也因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评论往往与当下人们的感觉密切相关。在对那场运动和知青个体命运的分析中，以下几个问题是应当注意的。

　　第一，要严格区分对运动的总体评价和对知青个体命运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场错误的运动，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就个人命运来说，不论是“青春无悔”还是“蹉跎岁月”，只能是在这个背景、前提下谈论才是有意义的。

　　第二，1700万知青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并不断分化的群体，其中可以区分为许多十分不同的部分：“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知青，“老三届”与后来下放的知青，到富庶地方与到贫困地区的知青，到农村插队与去兵团、农场的知青，返乡知青与下乡知青，“家庭出身”好与不好的知青，有“后门”和无“后门”，下乡时间长短、返城先后不同的知青，如此等等。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原来同一命运的知青已分属不同的阶层。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抚今追昔，他们对上山下乡的评价和感受更加多元、复杂。在对知青的解释和评论中，任何“非黑即白”的简单化都是危险的。

　　第三，当知青们无数次地诉说当年的磨难和痛苦时，也应考虑一下农民的感受。“研究知青问题不仅要听知青的叙述和评价，还要听当地农村人的叙述和评价。”(52)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那块土地上，艰苦劳作，胼手胝足，栉风沐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承载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担。知青回首当年时记起这些场景，多少会平添一些普世精神和悲悯情怀，对当年的不公稍许释然一些。在我们的反思中，如果能去掉一些固化的城乡二元情结，去掉一些潜意识中的城里人身份感，或许更有助于思考一些问题。

　　第四，对知青问题的思考，只有超越知青身份和个人遭遇，才能获得一种历史的眼光。已有一些论者指出，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也会有许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就业，正如“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大部分青年也不可能进入大学深造，而是进入工厂、商店、街道等；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会经历许多曲折、磨难、痛苦甚至失败，也会有不少人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仍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如此等等。

　　第五，“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必须否定，但在整个国家脱离了正常发展轨道，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这似乎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正如一位老知青所说：“‘文革’把国家经济搞成那样，几乎崩溃，我们要是不下去，两千万人会给城市造成多大的压力”。“我们支撑这国家大厦几乎坍塌的一角”，“承受着‘文革’造成的恶果，这就是我们这代人。”(53)

　　第六，改革开放后众多有成就的人中大多有知青的经历，而且正是这种经历成为他们成功的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成功者或比较顺利者说青春无悔并不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他们也有挫折、痛苦甚至绝望，而无悔的只是没有被这些磨难压倒。“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54)不可否认的是，许多知青的命运是坎坷的、不如意的。他们也曾牢骚满腹，怅惘悔恨，抱怨命运的不公。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应深切同情的。他们是被耽误了的一代，却绝不是垮掉的一代。他们“有十条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对垮掉二字集体说不”(梁晓声语)。

　　总之，就知青的大多数来说，能把“有悔”和“无悔”截然分开的并不多，两者似乎只是一体两面。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其参照物也应是理性的。永远不要忘记，知青问题的背后，是那场给整个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动乱——“文化大革命”。

　　五、知青与中国改革

　　知青一代——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与共和国的历史血肉相连，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中许多人充满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和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一位作家回忆说，在整个中小学时代，她“最喜爱的是《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也喜欢《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这些都是我早期读的书”。“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55)另一位作家说：“对整整一代知识青年来说，英雄主义曾经是哺育他们成长的摇篮，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滋养”，他们“渴望无私奉献，渴望通过献身即为某种神圣目的而死来达到升华精神的崇高境界”(56)。一位走出国门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在信中说：“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天然地落到了我们肩上”。他们崇拜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相信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他们充满了革命饥渴和幼稚憧憬，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

　　这是一个富于热情和理想信念的群体，是一个本应人才辈出的群体，但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开始的下乡运动中，他们一下子被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风暴的中心抛到社会边缘和底层，来到陌生、贫穷的农村。那一刻，他们从工业社会来到农业社会，从造反的红卫兵变成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在《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火车》《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北京》等怀念故乡、眷恋亲人的诗与歌中，再也看不到当年“拿起笔做刀枪”的红卫兵风采。下乡之初，他们中一些人也曾豪情万丈：“云天任我飞翔，问何必多情恋故乡。奋红心碧血，长埋妖祸；荒峦深山，可建天堂。非梦来年，高楼大道，稻菽遍于陇亩香”(57)。有人筹备在农村建立共产主义公社，有人仿效青年毛泽东要在农村创办“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有人提出到云南建立“共青城”，有人倡议在东北建立知青“公社”，实行“共产主义”……

　　这些浪漫的理想很快就在现实面前灰飞烟灭。落后的农业生产力，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艰苦的劳作，与他们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他们因生产劳动过重，分配收入过低、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而遇到一系列困难。社会上众多虚伪、丑陋的阴暗面使他们感到个体力量的藐小与无助，经常处于顺从还是抵制的痛苦选择之中。他们也参加农村的阶级斗争，整别人或被别人整。也有许多知青虽然也曾苦闷、彷徨，但却不甘沉沦、自强不息、自觉锻炼、奋发图强。他们中许多人担任了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会计等一些初级技术工作，有的人成长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在农村传播城市文明，成为联系城乡的天然桥梁和纽带。他们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从农村、农民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经历过这种锻炼的他们，对于返城后的种种困苦和艰难，往往表现出一种“曾经沧海”的从容与淡定。一些知青锲而不舍地学习、思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佼佼者和改革开放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一位已下岗的老知青说：“有些人他就是人才，客观条件再恶劣，他还是人才”(58)。还有一些知青远走异国他乡，艰苦创业，并在各种“洋插队”的知青聚会上共话当年的插队生涯。不论身在何处，也不论什么身份，知青群体大都有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他们开办网站，举行联谊会，出版回忆读物，共赴当年插队的乡村。一曲曲怀旧老歌总能使他们热泪潸然，一次次知青聚会总能使他们神往当年。

　　“知识青年，这个当年我们用汗水和眼泪、苦行和希冀、憧憬和追求充实起来的字眼，饱含着多少更加深沉的意义啊！”“我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59)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知青的苦难还在延续。1978年至1980年间遍布全国的“返城潮”使被上山下乡掩盖了十余年的就业问题极为尖锐地暴露出来，知青成为待业队伍的主体。一些知青遗留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稳定的主要因素，安置待业知青几乎成为许多大城市的头等要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们中间除了少数搭上读大学的末班车外，多数人往往是两手空空进入了而立之年，刚刚开始求职、创业。他们中不少人往往因无学历、缺技术、少工龄、无住房等先天不足而成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有的过早进入失业大军，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在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改革不断提高时，他们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提醒人们，“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永远不能重演。

　　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至今我们对这种影响的认识还不够。

　　知识青年在民间、在底层、在与农民的共同生活和劳作中，学到了许多在城市、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感性认识，了解到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情景和政治、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点。这种特殊的底层经历使他们学会了区别宣传与实际、理想与现实，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容易与底层社会和民众建立起天然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之熟知国情民意”(60)。他们眼中、笔下的农村和农民，已不同于《李双双》《艳阳天》《金光大道》《箭杆河边》，而是《小鲍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黑土地》《老井》中的农村和农民。正如一位知青所说，到了农村“才知道什么叫中国，才知道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苦，又是多么好”。对此，一位学者评论说，这两个“才知道”，无论是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都非同小可，意义重大。(61)这就是进步，这就是中国改革的认识基础。人们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诸如人民公社化等运动，都在于缺乏对农村、农民的真知！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2)他又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63)这是他号召知青下乡的理论基础，而知青也的确在农村加深了对国情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截然不同于“继续革命”理论那套说教。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插队的经历，使一些知青以特殊的方式开始了某种思想解放的历程。从70年代初起，上山下乡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大大降低了知青及其家长对插队的热情。特别是日甚一日的“走后门”更使运动的道义尽失，知青们不再相信那些虚伪的说教。他们“已不带任何幻想。兄长们的遭遇已埋葬了所有的烂漫憧憬，我们因为巨大的政策压力而不得不将户口迁到了农村”(64)。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所有知青受到巨大的震撼。“感到五光十色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对原先的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对于他们来说，思想解放从那时就开始了，“人们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思考了”(65)。诗人郭路生1968年在《相信未来》的诗中说：“亲爱的朋友啊，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一切的青春，相信永不衰竭的斗志，相信未来，相信生命，前程呵，一定光明”。没过多久，诗人就失去了盲目相信未来的浪漫。1976年另一位诗人北岛在他的名篇《我不相信》中说：“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怀疑和失望推动着思考，而农村中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又为这种思考提供了空间。一些知青除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还尽一切可能搜集、阅读包括“黄皮书”、“灰皮书”在内的各种“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外优秀书籍，形成了各种“思想者群落”。“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坚持阅读、调查、讨论，在远离都市、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贫瘠的山村，开辟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精神飞地。”(66)一位知青作家回忆说，自己身无分文，却对国家的兴衰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数不清的疑问烦扰着他们，在俭朴的生活中，在孤居独处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厚厚的经典大本”。他们过着一种“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着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这“既与他们卑微的社会身份不相称”，也与周围农村或小县城气氛不协调。(67)他们相信：“要了解中国，必先了解农村。他们‘设计油印出《农村社会情况调查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历史到现状，从耕作制度、分配方式到阶级关系、宗族矛盾，从自留地、菜地、自留树、集市贸易到婚丧嫁娶红白喜事’……都在调查之列”。(68)一位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经过农村调查、实践，于1968年写出《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样的知青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影响不容低估。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上展现出来的那些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许多就是他们在那些偏远山村孕育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有一些人对改革初期迅速出现的那种大推进局面的原因感到困惑。一般认为，大凡一个社会，传统力量越大，教条主义的禁锢越强，与外界隔绝越久，那么，走上改革之路——即社会转型——则势必阻力重重。但中国似乎有些例外。1978年前后“两个凡是”之类的“左”倾思潮一触即溃的失败，证明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与苏联等国家改革中官僚利益集团惰性十足、阻力重重，多数民众态度漠然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成熟的基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运动——的反面教育。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景，一个时代(时期)的曲折、苦难，不过是另一个时期正常发展的必要代价，尽管有时这种代价过于沉重。上山下乡运动使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破灭，但也培养、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年轻，有底层阅历，经受过磨难，有一定知识，思想活跃，埋头苦干，较少旧模式的束缚，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他们的身份、经历使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对现状的改革，程度不同地成为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和社会基础，起码在当时不反对改革。数千万生活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前知青或知青思想上的解放为中国第一轮改革注入强大动力，其意义不可低估。这是中国改革初期思想解放、改革大推进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教育中的“左”的错误是红卫兵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文化大革命”以及知青的经历，则是造就1976年后一大批改革者的重要条件。人们不难在许多改革者身上看到知青经历的痕迹。正如不能要求1966年时的青年接受改革一样，也不能要求知青不接受改革。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青本能地拥护改革，本能地成为改革的基础，而不像红卫兵那样只能是“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例如，富于戏剧性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参与其中的对个体经济的围剿和对第三产业的排斥，使萎缩的城市失去了安置知青的岗位；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庞大的知青待业群体，政府很快果断决定打破原有的劳动就业体制，拓宽就业渠道，发展多种就业形式。(69)知青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和受益者。转型失误使青年学生成为知青，而知青又成为中国成功转型的有力推动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真正的“再教育”，是一场对知青和全民的有关国情、社会和社会主义观的“很有必要”的“再教育”。如同“文化大革命”一样，上山下乡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成功，这使它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没有这种催化剂，中国的改革不仅肯定还要推迟，而且也不太可能出现改革初期那种大推进的局面。这也是知青对中国改革、中国转型的巨大贡献。

　　知青已经老去，有关知青的话题还会延续下去，并将历久弥新。

　　

　　注释：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②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2页。

　　④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86页。

　　⑤所谓“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

　　⑥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1968年1月1日。

　　⑦例如，在农村撤区并社和扩社并队、改变生产队核算，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取消定额记工制度，限制或取消集市贸易；在企业废除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取消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在经济建设中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引发新一轮“跃进”，等等。

　　⑧参见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55-1979)》，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

　　⑨转引自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

　　⑩如中止分散插队、提高安置经费、普遍建立、加强领导知青工作的机构、出台了一些政策、加强带队干部工作、推广“株洲厂社挂钩经验”、实行“轮换制”、确立就近安置原则、严惩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把插队、招生、招工统一起来考虑，等等。

　　(11)《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04页。

　　(12)《中共江苏地方史》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0、382页。

　　(13)《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下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5页。

　　(14)转引自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647、658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3页。

　　(16)转引自杨凤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17)《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

　　(18)参见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20页。

　　(2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30、529、531页。

　　(21)转引自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第615页。

　　(22)参见章太炎《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

　　(23)《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8页。

　　(24)转引自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2页。

　　(25)《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0、301页。

　　(26)[法]亨利·特罗亚著，迎晖等译：《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327页。

　　(27)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日报》1969年6月26日。

　　(28)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2月13日)。

　　(29)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30)毛泽东：《接见苏班德里约时的讲话》(1965年1月27日)。

　　(31)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2月21日)。

　　(32)转引自唐少杰：《“文化大革命”的一首断魂曲——重新解读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33)《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24页。

　　(34)参见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5)引自邱国盛：《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36)参见苏少之：《1949-1978年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7)引自邱国盛：《当代中国逆城市化研究(1949-1978)》，《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3期。

　　(3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39页。

　　(3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8、25页。

　　(40)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468页。

　　(41)周天勇：《中国推进城市化的犹豫、失误和后果》，《城市观察》2009年第1期。

　　(42)《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288页。

　　(43)《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652页。

　　(44)《李大钊文集》(上)，第651、652页。

　　(45)转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4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05、509页。

　　(47)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团的讲话。

　　(48)参见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49)参见1973年8月6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

　　(50)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第387、388页。

　　(51)“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动员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同时从农村招收职工1400万人，其中知青400万，农民800万。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38页。

　　(52)阮显忠：《知青问题研究应当处理好六个基本问题》，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第689页。

　　(53)转引自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社会》2006年第3期。

　　(54)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梦远书城网，http://www.my285.com/ddmj/hsg/xwmc.htm。

　　(55)张抗抗：《从西子湖到北大荒》，《新苑》1982年第3期。

　　(56)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02页。

　　(57)转引自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第618页。

　　(58)《知青讲述当年下乡生活：没有有怨恨希望不要再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1/03-28/2935218.shtml。

　　(59)叶辛：《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十月》1982年第3期。

　　(60)佚名：《他们熟知国情，与底层有天然精神联系》，华商报网络版。http://hsb.hsw.cn/2012-03/29/content_8289959.htm。

　　(61)佚名：《他们熟知国情，与底层有天然精神联系》，华商报网络版。http://hsb.hsw.cn/2012-03/29/content_8289959.htm。

　　(6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6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6—287页。

　　(64)转引自：金大陆、金光耀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下)，第618页。

　　(65)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66)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237页。

　　(67)转引自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218页。

　　(68)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第237—238页。

　　(69)截止到1979年上半年，全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高达2000多万人，其中插队知青700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青320万人。参见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