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ДА 斯米尔诺夫，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当代历史与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关键词］中国当代史俄罗斯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

　　提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价值这一问题的合理性在于，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文明发展等诸多特征上有着相似之处。同时，中国在20世纪70～80年代实行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一直随着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时代要求在不断调整，展现了30多年的高效性和稳定性。当然，这30多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但在过去的100年间，我们恐怕无法找到一个可在规模上与中国的长期快速发展相媲美的例子。中国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水平，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政治体之一。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便对中国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各个方面问题进行了阐述。“新民主主义模式”认为应将土地转让给农民私有，鼓励在城市和乡村发展民营企业并广泛吸引外资，即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联合政府领导国家，在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如大型工业企业、交通运输、金融等方面）以及限制私人资本增长的基础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同时对私人资本实行监督。

　　《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中国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无法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任务是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首先是改革农业和工业，为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既定的历史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初，这一理论被放弃，但其大部分内容与邓小平在20世纪80～90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相符。这也就不难理解，《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文件中被誉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此次飞跃也为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贡献摆在首位的便是在制定国家革命和发展战略时，应考虑中国特色的重要性，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才赢得了内战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随后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观点有以下共同之处，即发动农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农业，将农业现代化放在首位。而改革初期也与农村变革息息相关，这取决于国家粮食的自给自足以及当时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改革的支持。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纲要中，在国家严格监控且国家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成为了生产活力高涨的主要动力。

　　上述共同之处主要由中国的客观条件决定，毕竟中国在改革之初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关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邓小平首先指出“薄弱的经济基础”和“耕地少，人口多”的实际情况。因此，中国无法复制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只能在保持现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市场关系来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其核心便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组织力量，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日趋分化和内部矛盾日益增长的条件下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保证者。

　　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修改党的理论纲领，摒弃那些阻碍改革的规定，如将计划和市场教条式对立、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开展“阶级斗争”等。修改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始并由其继任者继续完善。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将社会主义视为国家自强和实现现代化的保障。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意识形态教条，也是需要不断更新以适应特定情况和特定时期（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可取，以及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

　　以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该原则早在中国古代便已出现）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由于国家生产力落后且文化水平较低，实现目标需要大约100年时间，直到中国成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

　　中国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自力更生”原则，这一原则并未阻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而是在工业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潜力和积累强大的财政资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否则改革开放也无法实现。中国土地广阔且面临着利用外部因素的现代化任务，但外部作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并不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现阶段将内需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任务就特别突出。

　　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949年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实行改革政策，越南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而其他成功实行改革的亚非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却是不同的，例如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印度实行的是多党轮流执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现代化是在专制制度下开始实行的。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经济现代化进行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发展阶段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正如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适用于当今的中国且不仅限于此），邓小平在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除了经济现代化之外，现代化过程的综合特征指的是社会现代化、政治体制现代化、环境状况和资源的根本改善，“科学发展观”对此做出了规定并将其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中。

　　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的上升伴随而来的是社会两极分化、城市和农村以及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短缺。中国国家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优先发展农村、扶贫、加快发展内陆地区、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彻底改善环境等。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且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水平非常低，所以综合解决社会问题无疑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保持社会政治稳定还取决于执政党保障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能力。

　　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期间形成的企业家阶层的立场，包括资产阶级在内。调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问题，说大了就是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概念框架内包含了实践与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在中国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联合的现有社会制度内代表自身利益（另外一个问题是金钱转化为权力的危险性，反腐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斗争）。与此同时，现有的政治体制在必要时可以限制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在经济方面对其进行限制。

　　关于中俄改革经验的对比，特别是有关“休克疗法”和“渐进式发展方法”优缺点的辩论从未停止。因此，在分析国家选择哪条发展道路这一复杂问题时便出现了一系列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真正的而非形式上宣称的改革目标决定了实施手段及其“社会成本”。这里统治精英们的社会责任具有特殊意义。第二，考虑国家的实际特色，而并非片面地侧重于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建设和模式。第三，国家在确定改革目标、方法和节奏时的实际自主程度。第四，统治精英们落实所宣布的发展战略的实际能力。这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第五，在不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和造成社会后退的情况下，社会对改革内容和节奏的接受程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是在经济稳定增长或危机时期（危机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采取激进的并且往往对社会较痛苦的措施）进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第六，对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经验时，应考虑到两个国家之间比较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差异，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正确地对其进行比较分析。第七，关于国体民主化是否为改革必要条件这一问题依旧值得商榷。苏联和中国（包括台湾）的经验表明，至少在现代化初期，权威政权可确保集中必要资源，特别是国有资源，以加速完成现代化突破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