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极端或乱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能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的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颠倒了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做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的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