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本刊特邀请梁漱溟研究专家艾恺教授和许章润教授就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问题作深度访谈。
■主持:吴子桐
■嘉宾:艾恺(GuyS.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梁漱溟
吴子桐:梁漱溟的思想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他早年曾相信康梁的改良主义,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曾信奉佛教,后来却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艾恺教授也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的序言中说,曾经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二位如何评价梁漱溟思想发展中的这些重大转变?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梁漱溟思想的复杂性和他思想的核心?
艾恺:依我看,是有一些矛盾的样子。但后来我又想了想,中国知识分子这两三千年来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也是好的东西;经过他的衡量,觉得那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是好的东西。所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宇宙观是认为全宇宙是一个整体,这里面的成分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阴就不会有阳,没有阳也就不会有阴。所以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事实上因为宇宙是一个整体,因此其实也不矛盾。所有先秦的思想家都把它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于他们也没有仔细地说出来,他们明显地接受了。
一方面,可以说梁先生他本来尊敬基督教。他以前跟基督教也没有接触过,马歇尔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的为人是不错的呀,他跟我解释为什么这个人是不错的,说因为他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他觉得基督教这个东西也是不错的。甚至于比如道教,他说的道教也不是老子、庄子的那种道教,是民间的那种半魔术性质的道教、宗教性质的道教。他觉得中国医学方面的基础还是它们打的,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转变并不是什么转变。我问他,你说你还要当和尚,这怎么可能呢?你当年不是公开说你要放弃?他的回应是,实际上说放弃也没有放弃。道理很简单,因为佛家的方式和儒家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冲突。我觉得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点,也是跟古代希腊、西方文化区别的最基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二位一体。我们这个团体,你有资格,你就是里面的,你不能参加别的团体,你就是我们的人;你没有资格,你就是外边的。这就是西方的组织法,古代的宗教组织。这种二元逻辑是跟中国古代的思想正好相反的。比如你可以做孔子的学生,你也可以跑到别的地方去,去请别的老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宗教,我觉得多多少少,学者在中国的文化里好像一直都有神职人员的身份。
许章润:艾恺先生讲得有道理。梁先生似乎不止一次强调说:我其实是个佛家,皈佛,你说我是个儒家,我也接受,但我其实信佛。佛者,一腔悲愿也,所以梁先生感喟“此生有尽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先生一生茹素,似乎亦可于此找到缘由。退一万步言,正是这一个悲愿,早将儒佛联为一体了,于梁先生来说,何须将它们分立而论呢!不过,我觉得这里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梁先生在年轻时候确有许多转向,比如最早赞成改良,后来拥护革命,再到认为通过立宪可以改造中国。当其十六七岁之际,尚在中学读书,就常到议会去旁听辩论,多所迷恋。最后,他觉得,面对“救国建国”这一根本任务,经由上层入手无法建设新中国,相反,须从下层开始,走低端,通过乡村建设、民众教育来营造社会,同时并进而建构国家,将“老中国”慢慢蜕变为“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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