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又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

　　“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久盼的梦想，那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当世界以慨叹的目光，打量这个追赶者60余年砥砺奋发的身影，“1949—2049”这一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也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中国必须做出抉择。

　　“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新的远见开始凝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一场国际金融危机使传统发展方式“软肋”尽显。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的任务迫在眉睫。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新的认识飞跃升华。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时代的命题、发展的课题、现实的难题，在过去一年以前所未有的峻切，期待我们的破解之道。这一年，我们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多一些历史眼光的人还发现，如同当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无比艰难却无比坚定；今天，这个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履，同样艰难也同样坚决。

　　若干年后人们会看到，来自经济领域的这场深刻变革，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又一次重要抉择。

　　（二）这一抉择，始于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源于不变不行的现实忧患。

　　“金融危机引发的‘传染病’使众多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倒下，中国也面临‘失去免疫力’的危险。假如没有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点可能会降至1%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

　　与发达国家金融体系陷入泥沼，危机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领域不同，中国的金融业健康稳定，对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毫发未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场冠名“金融”的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

　　问题出在经济发展方式上。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机遇”，党中央果敢科学的判断，坚定了人们以变革促转型、从危机看生机的决心。穿越漫天怒吼的金融风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时代命题，开始酝酿初现形态的“质变”，预示着中国现代化历程上的重要转折。

　　（三）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

　　没有一劳永逸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方式。在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这条两百多年来锤炼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现代化的国家理念。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就已悄然涌动：美国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人们清楚地知道，这样的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前奏，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危机时代”的国家力量对比，重构全球的经济政治版图。

　　此时此刻，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得新的优势，在现代化路途上能否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