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成为先进典型及农业

学大寨运动发动的缘由

　  解放前，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穷山村。1953年，大寨在以陈永贵为书记的党支部的带领下，制定了《大寨十年发展计划》，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1958年，亩产过“黄河”，达到2715公斤，总产超过20万公斤；1964年亩产跨“长江”，达到4048公斤，总产285万公斤。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发展生产的先进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1961年4月，中共昔阳县委做出《关于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

　  1963年8月，大寨在遭受百年不遇特大洪灾的情况下，依靠集体的力量，奇迹般地重建家园，完成粮食征购任务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社员口粮人均200公斤。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年度水利工程会议。陈永贵应邀在人民大会堂讲述了大寨人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壮举。陈永贵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北京郊区很快掀起“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之路，建大寨田”的热潮。此后，中央报刊等媒体不断宣传“学大寨精神，走大寨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迹。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南下视察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在邯郸，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河北省委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委陶鲁笳等人的工作汇报。陶鲁笳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大队的生产状况、思想政治工作、大寨的评工记分方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得到毛泽东的赞赏。4月下旬，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到大寨着重调查其自力更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具体办法、措施和物质技术条件等方面的情况。

　  同年5月25日，廖鲁言向党中央、毛泽东递交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总结大寨大队的经验是：“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生产‘八字宪法’，达到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并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六条。此前，5月10~11日，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当谈到在种好16亿亩农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的问题时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农业靠大寨，靠大寨精神。

　  同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介绍了大寨的事迹，指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从而正式宣告大寨成为全国的典型。这次会议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发动。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背景下，领导广大农民力求充分发挥农村人民公社的作用，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益尝试；是在国家面临外部严重威胁和内部国民经济重大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寻找农业发展出路的一种选择。总之，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

主要发展历程

　  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近16年。按照国家政治局势的发展、国家农业政策的演变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召开至1966年5月“文革”前。此阶段，中共中央发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农业战线形成一个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的群众运动，并收到很好的成效。各地农村按照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精神，学习大寨经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科学试验，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农村都涌现出了一批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各地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对推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全国农业总产值来看，1964年和196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52%和104%。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833亿元，比1957年的537亿元增长了551%。在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业和副业都有了幅度不等的恢复和发展。

　  第二阶段，从1966年5月“文革”开始到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前。在此阶段的“文革”之初，中共中央还是十分重视保持农村稳定问题的。但196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农村相对稳定的环境也变得动荡起来。在混乱动荡的政治局势影响下，中国农业受到强烈冲击。大寨逐渐由生产典型向政治典型转变，各地对大寨经验的推广，逐渐偏离了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精神，反而强调大寨精神的实质是所谓的“斗私、批修”。学大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主的评工计分方法和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方面。学不学大寨成为政治问题，从而弱化了其发展生产的方面。从总体上看，在“文革”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错误的方面逐渐升级并占据主导位置，致使中国农业遭受了挫折，迫使中共中央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开始部分地调整农村政策。另一方面，其正确的方面也有所发展，这又为农业政策的调整提供了条件。上述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双向发展的趋势。

　  第三阶段，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尤其是从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3年，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重申《农业六十条》等农业政策，批判和纠正“左”的错误，农业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从1973年底到1974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打断了周恩来纠“左”的进程，“左”的错误在一些地方重新抬头，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1975年初，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展全面整顿。同年9月，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农业整顿和如何学大寨等问题，抵制和纠正农业中的一些“左”的做法，农业生产得到较好发展。这是1975年的主流和亮点。同年11月，毛泽东错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通过整顿逐渐取得的稳定局面再次被打断，“左”的错误重新泛滥。农业学大寨运动突出强调坚持阶级斗争、政治挂帅，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1976年的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种情况持续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

　  第四阶段，从“文革”结束至1980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从“文革”结束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1976年12月和1977年11月，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和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分别召开，从而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在此期间，一方面“穷过渡”风仍在一些农村蔓延；另一方面，以土地承包到户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也悄然在安徽、四川等地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入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向中央提交《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报告，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终结。

　  中共中央在批转山西省委的《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意见中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做出过贡献。周恩来总结的大寨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有贡献的。但是“文革”以来，由于“左”倾路线在大寨、昔阳县和山西省的推行，使农业学大寨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积极

作用和影响

　  （一）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农田基本建设、科学种田和机械化有很大关系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我国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的增长和进步。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棉花产量和油料产量等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以农业总产值为例，从1964年的545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646亿元，增长了2倍多；再如粮食产量从1964年的18750万吨增加到1980年的32056万吨。这一时期的农业增长是与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密切相关的。1966～1976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年递增110万公顷，10年共增加近50％；1979年达4500万公顷，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最高纪录，其中机电灌溉占56％，是1965年的23倍。这相当于印度的2倍、美国的4倍、前苏联的6倍、日本的60％的灌溉率。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广大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等分不开的。

  首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可观成绩

　  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后，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每逢冬春之际，全国约有1亿左右劳动力参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69年冬到1970年春，全国新增稳产高产农田3000多万亩，达到45000万亩；其中北方的14个省、市、自治区新增1300多万亩，达到15000万亩。

　  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推动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6年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7月6日到8月5日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都做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部署。在这些会议的推动下，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5年，灌溉面积年均增加2400万亩。仅1974年冬到1975年春，全国各地共开工修造140多万处各类水利工程。从1975年到1977年，我国广大农村年均平整土地8000万亩，改造坡耕地1000万亩，扩大灌溉面积2400万亩。其速度大大超过“文革”前的任何一年。这些成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成果。

　  其次，科学种田取得长足进步

　  科学种田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寨田稳产高产的原因除了大寨人“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外，还“综合运用了‘八字宪法’”进行科学种田。1965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了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共展出了52个大寨式农业典型。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发展，农村广泛建立了农业科学实验网。截至1977年10月，全国有半数以上的县、社、大队、生产队建立了四级农业科学试验组织，参加人员达1400万，种植的试验田、丰产田、良种田达4000多万亩。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化，并且不断更新品种。以菌治虫、以虫治虫等生物防治工作在各地推广。许多农作物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南方大搞一年三熟栽培，很多社队常年亩产达2000斤，北方实行间作套种，许多社队做到一年两熟或三种三收，常年亩产超千斤。青藏高原上冬小麦、春小麦大面积高产，创造了世界奇迹。到1979年，粮食良种率达80％以上，棉花达75％；化肥单位播种面积平均施用量，1970～1978年间年递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超过前苏联而与美国相当。农药拥有量这一时期也增长了近一倍。这其中也有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贡献。

　 第三，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1966年4月，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机械化馆展出了农业机械化的六面红旗的有关情况。这六个单位发展机械化的共同经验是：“发扬大寨精神，依靠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积累资金和培训技术力量，正确对待国家的支援，走我国自己的道路。”

　  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保证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为此，1976年12月25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并发出通知，要求国务院和各省、市、自治区迅速把农业机械化的领导小组建立、健全起来，进一步修订和落实农业机械化规划。

　  在1966年到1976年的11年中，农业机械化取得很大成就。全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03％。手扶拖拉机平均每年递增464％。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建立农机研究所1700多个。很多县农机厂、公社农机站和大队建立了农机科研小组。为了逐步解决农机具的修理问题，全国97％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其中40％的厂具备大修能力。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我国农业机械发展迅速。1970～1978年间农机总动力年递增24％，1978年是1970年的54倍，每公顷耕地合118千瓦，与美国相当。机耕面积在这个时期年递增11％，1978年是1970年的22倍，1979年达4222万公顷，机耕率达422％，也是直至80年代末的最高纪录。1970～1978年间农村用电量年递增13％，1978年是1969年的3倍。

　  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1970～1978年间，我国农业总产值以33％的速度递增。

  （二）促进了农村社队企业的重新兴起和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社队企业的重新兴起和发展。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不断壮大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普及大寨县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以《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介绍了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情况，并发表题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工业》的评述文章。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在报告中指出了发展社队企业的重要意义，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态度和有力措施，推动社队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强调“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

　  社队企业虽然受到“左”的错误的影响和体制、政策方面的限制，但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在一系列会议的推动下，发展仍然比较迅速。据新华社1977年10月10日报道，全国有90％的人民公社和70％的生产大队，办起109万个企业。在企业参加劳动的社员达1700多万人。1976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占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收入的231％，有些省市已达30％甚至40％以上。

  （三）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在农业战线孕育了大寨精神。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寨精神最权威的概括既是客观准确的，又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寨精神仍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动力。正如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所说：“这种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支撑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

　  这一时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作为大寨式典型的河南省林县，在建造红旗渠的过程中，干部群众创造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绚丽奇葩。它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消极影响

  （一）在对待阶级斗争、先进典型和变革生产关系问题上的偏差

　  通过政治斗争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文革”时期的突出现象。随着“文革”的发展，大寨逐渐被树为抓阶级斗争的典型，被当做推行“左”倾错误的工具。学不学大寨，“这是农业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在政治压力下，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错整了一些干部和群众。

　  表扬先进人物、树立先进典型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寨和昔阳县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确实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巨大成绩的结果。但是，在“文革”中，山西省委把大寨、昔阳县看成是特殊的地方，在财力和物力方面，都给予过多的特殊照顾。各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绝大多数是通过真学实干产生的，少数所谓典型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不少地方降低了大寨县的标准。另外，把典型经验绝对化、完美化，要求典型处处先进的做法，结果导致一些工作脱离实际，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这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之一。

　  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指出，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应当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致垮台，但是当他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历史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地实际情况，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左”的错误之一。大寨于1963年战胜洪灾后，收回农民自留地，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1967年，昔阳县开始学习大寨的做法，把全县由生产队核算逐步过渡为生产大队核算。到1970年，据山西、河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11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已占到大队总数的14％，其中山西省的大多数生产队已合并为大队所有制，浙江省有1/4的社队实行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二）在农业发展比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

　  农业学大寨运动与“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相结合，给农业生产带来难以避免的消极影响。由于片面理解“以粮为纲”，把粮食产量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变成了“以粮为纲，其他砍光”，把农民正常的家庭副业、社队企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进行限制、取缔；限制多种经营；这些措施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地区为发展粮食作物而不讲具体条件，不计生产成本，不问经济效益，不顾负担能力，制定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追求无法实现的高指标，从而导致比例失调，自然资源受到破坏，农民负担沉重。

　  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亿万农民战天斗地，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是，由于领导工作的失误，由于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的干扰、破坏，农田基本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地方违反自然规律，搞了不少无效工程，甚至有的变水利为水害，破坏了生态平衡，劳民伤财，浪费严重；二是有些地方违反经济规律，搞一平二调，增加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特别是非受益地区农民付出了巨大劳动，经济上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