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历史赋予当代中国的重大使命。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半个多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重大决策。作为农村领袖人物。农村建设带头人在实现这一重大使命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历史的视角考察和研究农村建设带头人，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无论是农业人口还是粮食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在新农村建设中，河南省涌现出一大批“讲政治、懂经济、善经营、乐奉献，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利益，积极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的优秀带头人，为“中国粮仓”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贡献。研究历史视角下的农村建设带头人，以河南省为例，可见一斑。

一、“三农”特点与带头人的历史依存

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需要带头人，是由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多重因素所决定的。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几乎所有特点，都构建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只要拥有土地，农民就可能实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是一种封闭的经济模式，地域意识强烈，排斥外界影响；家庭观念浓重，族群间交流很少。然而，也正因为这种生态经济的状况和传统，每当社会变革和处在转型时期，松散的农民群体就失去了信心，以至惘然无措。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20世纪中叶，这种状况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解放区开始改变。究其原因。毛泽东认为：“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的结果”。他把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称为“人们的领袖”，希望他们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急速发展和变革的状态中，农村首当其冲。“人们的领袖”也随着时代的需要而生成。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农民的特点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中国农业大致经历了由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再由集体经营到家庭经营的曲折历程。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以个体经营为主的模式，仍在呈现着发展变化的态势。如果将现代中国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就会发现，60年的变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的特点，而是将农民在一定状态下的特点集中表现了出来。这是一段频繁变革和不断转型的时代，由众多农民个体组合的群体，需要表达自己意志和体现自己利益的领袖人物。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农民所处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自身的经济权利，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相比，呈现为多重的矛盾结合体，因而其阶段性特点也更为突出。

(一)由于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农民是集体经济的体现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又由于个体的经营方式和部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农民在经济上成为私有者。中国农民还保留着两重性的历史痕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小生产者具有两面性的基本特征依然存在。甚至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其特征一度经历凸显时段。在对待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上，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中，从总体上说，农民个人占有的部分在不断增加，而集体所有的部分只留下象征农民身份的土地。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式，它还只是同比较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引导农村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推动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进程，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基本模式。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削弱历史遗留的小生产者的痕迹，达到共同富裕，是加速农村进步的重要通道。

(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农民正在向商品生产者转化，但仍未完全走出自给的状态。与农业相关的诸多赋税相继减免或取消，使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但增长速度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专业户的形成等等进步，表现出自给半自给经济在继续被突破。但是，农村专业生产所占的份额有限，并且在分布、产品、收益以及分配等方面凸显不平衡。普遍而言，第一产业经营收入仍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传统农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低，基础设施落后，综合生产能力不强，中低产田面积大。虽然有大量的农民工不断投入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家家承包，户户种田”的体制依然续存；劳动力的商品化日显突出，而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则仍未完成。这表明中国农村经济的社会化程度比较低。

(三)在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农民普遍关心的是尽快致富和怎样致富的问题。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农民获得经营的自主权，按劳分配的原则，使责、权、利有效地结合起来，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这种适合中国农村情况和特点的制度是有条件的。历经30年的农业改革，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区域和产业上十分明显。由于自然条件、政府政策、经营体制和模式，以及人口、环境的不同，中国农村的分配水平相差很大。中部、西部、东部之间的差距在拉大。乃至同一区域内的差距也愈加明显。人民公社体制虽然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解体，而集体化的美好愿望留在了农民的记忆中。以中国农民社会“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心理，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致富的愿望更加迫切。

(四)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村成员构成的变化，农民的性格特点和思维方式受到了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在不断更新。农民队伍的素质在不断提高。长期的小生产地位，浓重的宗法观念传统，形成中国农民的二元性格：勤劳、朴实的传统，狭隘、保守的心理。而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洗礼，以及后来的土地承包和流转，对农民心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勤劳、朴实的传统受到冲击；又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民工向城镇涌动，狭隘、保守的的心理也被削弱。农业政策的调整，农民经济地位的提升，促动着农民意识在发生变化。自给自足观念愈加淡薄，商品价值观念开始强化；发家致富思想虽然依存，社会责任感也不断增强；宗族观念日益淡化，民主意识广泛普及；衣食住行的消费虽然还比较传统，精神追求也越来越丰富。进入21世纪前后，教育普及和信息社会催生了新一代的文化农民，劳动力队伍实现了新老更替。而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整个群体形成的氛围，并不能瞬间改变。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日益增强的主体意识和多年形成的依附意识，显现出胶着的矛盾和复杂的动态，农民的二元性格虽未改变，但是被赋以了新的表现形式。

中国农村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中发展，中国农民群体也在不断的发展中，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发生着变化。农民自身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的变化相互影响和促进，“三农”的变化又与整个社会的变化互为作用。矛盾和变化中的农村社会需要规范，主体意识和依附意识需要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农民群体需要自己的领袖，农村建设带头人的存在就成为历史和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