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经济改革构想是不断演进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拨乱反正时期，曾为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了先导作用；在全面改革时期，又为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实践，在最根本的改革道路和改革方向上，与陈云的改革构想是相互贯通的。

　　一、“三主三补论”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初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经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因而，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开始进行改革探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率先提出要“以苏为鉴”，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路线”。同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这是陈云的第一个改革构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一五”计划末期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我们称之为“三主三补论”。陈云的“三主三补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解决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陈云在参加领导编制“一五”计划伊始便注意到，以我国大规模建设的初始条件来说，计划不能过全过细，苏联的经验不能完全套用。他在1954年2月19日国家计委召开的研究“一五”计划纲要问题的会议上说：苏联的计划主要部分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的比重很小。“我们则不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都是间接计划。”《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同年6月30日，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又说：“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如果说，“一五”计划初期，陈云认为采取间接计划方法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办法的话，那么，他在“三主三补论”中则要将这种间接计划的方法确认下来。

　　第二，解决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在领导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发现，从“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迅速转变到“高级形式”即“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开始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失去了竞争压力，产品质量和品种越来越下降和减少，产品结构失调，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不利影响。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陈云提出“选购商品”、“按质论价”、“恢复小商小贩经营”等一系列搞活经济的办法。他说：“好货不能提价，坏货不能降价，现在应该改变”；“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陈云文选》第2卷，第301页。目的即在于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第三，解决经济运行不畅的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发现，许多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割断了，政府计划很难把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生产流通活动合理、紧密、及时地衔接起来，从而使经济运行不畅。陈云设想建立一些非政府的产业组织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引导，例如，“国家应该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私营工厂”《陈云文选》第2卷，第290页。，以保持产业之间组织关系的顺畅，从而实现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平衡。

　　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的“三主三补论”，是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的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继续前进的一个总纲。他强调，这样做，“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陈云文选》第3卷，第13页。。这一认识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的重要突破。

　　此后，陈云的“三主三补论”在建设实践中几经考验并有一定的发展，其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要求加强计划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为了弥补计划能力的不足，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缺陷和失误，倡导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一，在1956年底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的设想后，陈云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扩大市场作用的措施，如“对大多数地下工厂应该承认它们有存在的必要”陈云在全国工商联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纪要，1956年12月15日。，进一步放宽农产品、中医药产品市场等。参见《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随后，他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着重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政府在安排产业组织、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安排市场上的管理优势。由此，市场取向和行政分权成为我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轮子。

　　第二，在“反冒进”和“大跃进”运动中，坚持“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要求加强计划工作的科学性，真正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纠正“单打一”、拔高钢铁指标的偏向，提出降低钢指标的具体安排。

　　第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恢复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继续要求加强计划科学性，倡导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强调要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满足部分居民的生活需要，回笼货币；并进一步提出手工业个体经营、合作小组应长期存在、留足自留地、除公猪私养外母猪也要私养、在部分地区实行“分田到户”发展农业生产等主张。

　　第四，在“文革”后期协助周恩来抓外贸，顶住“洋奴”和“剥削外国工人阶级”的帽子，大力支持利用市场机制进口棉花、出口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交易所扩大对外贸易等举措，强调要让我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应当的地位。

　　“三主三补论”是从“一五”初期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实践中来的，天然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它强调保留个体经营，突破了建立完全公有制的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下发挥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突破了大一统的计划模式；允许一定范围内自由市场的存在，突破了国家垄断模式。这些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思想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