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辅论”和“鸟笼比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参加领导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陈云率先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他在1979年3月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最早文献，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陈云提出这个构想，主要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特别是1966年“文革”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片面否定“市场调节”的偏向进行纠偏。因为事实进一步证明，计划并非万能，“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又时常脱节”，“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结果只能使“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

　　第二，倡导“按价值规律办事”。因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页。

　　第三，求得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经过“文革”十年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又经过政治上两年徘徊和经济上“大干快上”，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继续严重失调。为了进行合理的调整，陈云认为，既要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手段，同时也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他批评了两种现象：其一，“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其二，“该宽的（应当有市场调节的——引者注）不宽，例如：计划权力太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247页。他认为应当宽严并举，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

　　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这个新构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文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这个提法，得到邓小平的赞同。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确认了这个提法，我们称之为“主辅论”。

　　陈云的“主辅论”是对1956年“三主三补论”的延伸和深化。从实践上看，新的“主辅论”指导下的实践比1956年提出“三主三补论”时走得更远了——无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用市场机制上，还是在与之相关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和分配方式上。当听到万里汇报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时，陈云表示完全支持；而在后来农村发生了雇工人数超过当时规定的7人限额时，陈云主张“还要看一看”，并说：“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陈云年谱》下卷，第316页。陈云高度赞扬打破“大锅饭”的意义，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因为“干多少得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揩公家油。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了。”《陈云年谱》下卷，第311页。由此出发，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1982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六五”计划稿时，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东西，没有超出1956年陈云讲的。”《陈云年谱》下卷，第312页。陈云则马上表示：“现在搞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1956年和1962年关于个体经营、合作小组应长期存在的意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11—312页。

　　不但如此，新的“主辅论”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计划”与“市场”上，从而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色彩。尽管新的“主辅论”仍然局限于在微观生产、流通领域对计划和市场进行“板块式”划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结尾，陈云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第247页。这表明，陈云对这个问题仍在探索之中。

　　很快，1982年12月，陈云便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使用并阐述了一个新的提法——“鸟笼比喻”。他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

　　陈云提出“鸟笼比喻”的表层意思是加强计划性，但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层次的前提，这就是“搞活经济”。这个比喻的提出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受市场价格引导，农民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棉花和烟叶播种面积大增，挤了粮食的面积，需要加以引导；二是城市“放权让利”试点改革不断扩大，在一些企业出现了乱发奖金的现象，也需要加以限制；三是在制定20世纪后20年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有些不谨慎，纷纷要求“提前翻番”，投资过热和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开始冒头。可见，“鸟笼比喻”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在调整已见成效的基础上，纠正过热的偏向，以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平衡。

　　陈云的“鸟笼比喻”同“主辅论”相比，在利用市场机制上是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了。“鸟笼比喻”从宏观与微观相互关系上看问题，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笼子”的边界（宏观控制）就是“鸟”（市场和企业）的活动的空间，实际上计划的空间与市场的空间一样大，而且计划空间还要依照企业和市场活动的范围和要求“经常调整”。这就是陈云说的：“‘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也就是说，这个可大可小的“笼子”主要不是采取指令性的“直接计划”，那样等于把“鸟”捏在手里，会把经济搞死；而是要较多地采用有弹性的间接的“指导性”计划，让“鸟”飞起来，把经济搞活。

　　这个着眼点，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改革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