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搞好宏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的“统一论”

　  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逐步提上日程。陈云积极推动这一改革，他在1983年9月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写信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说：“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9月13日。

　　在信中，陈云进一步从宏观与微观相互关系着眼，在考虑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和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时，重点强调要“政企分开”。他说，这样“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9月13日。。他的这一意见，对当时正在起草中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了指导和支持作用。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赞成《决定》提出的计划体制改革的四点意见。

　　这四点意见是：1、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2、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3、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4、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351页。

　　这四点意见具有很大的突破意义。一是“计划经济”概念被全新界定了，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新的目标模式的总称。二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对微观经济直接控制的“指令性计划”不必为主，间接性的“指导性计划”同样是其“具体形式”。这个《决定》另一处还说“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0页。，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要手段的意思一目了然。

　　但是，在这段话中，“市场经济”仍然维持了传统的含义，即“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它仍被限制在少量产品和行业中，而没有把“市场经济”同“商品经济”打通，这是一个局限性。

　　从这时起，陈云说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其含义也跟着发生了改变。他在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当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

　　陈云在这里讲“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再回到直接的“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老路上去，而是为了强调“指导性计划”的作用；他强调“搞好宏观调控”，也不是为了管死微观经济，而是为了“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他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计划经济为主”，用意很明显，就是强调国家既要用直接手段，也要更多地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以保持社会经济在总体上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而不能让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为主。或者说，“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指微观板块上的面积大小分割，而是指宏观控制对于搞活微观的指导性或制约力。应当看到，这是用原有的理论概念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作出的一个全新的、科学的理解。因为在间接性手段的“宏观控制”下，计划是建立在市场运行基础上的计划，市场是处于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两者之间达成辩证的统一。陈云的这个构想，可以称之为“搞好宏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的“统一论”。

　　陈云在提出这个“统一论”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这是因为全面改革以来，中央的权力下放较多，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得不到必要的控制。事实上，权力下放比较容易，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则比较难。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来不及建立，就难免出现一种暂时的两难困境：宏观控制放松了，出现一个很不规范的市场；市场空间扩大了，又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状况。

　　这样，宏观经济过热问题越来越突出。1984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1985年1—7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2.8％。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8月2日接见外宾时，曾就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问题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陈云引用了这些数字和邓小平的话，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

　　此后，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未得到遏制，1988年夏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局面。针对这个问题，陈云继续强调“统一论”中“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说：“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他强调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说：“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陈云文选》第3卷，第 366页。后来，陈云又几次强调不能太分散了，认为前几年权力下放过多，是经济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陈云同李鹏谈话记录，1990年9月10日。。对此，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尽管陈云较多地强调“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但同“鸟笼比喻”一样，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要片面强调集中，而是为了更好地把经济搞活。他的这个根本的出发点，是同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当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要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我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相一致的，是与深化改革并行不悖的。

　　因此，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构想，对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