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贯通

　  这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强调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停止使用“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主要是针对微观板块分割意义上的“主辅论”，因为那里的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针对宏观控制在搞活微观时的主导性或制约力。相反，邓小平十分赞成陈云提出的加强中央权威的意见，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可以说，邓小平的根本用意，是为了纠正一种传统的认识，即把市场多一点或者计划多一点，当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对邓小平的这段话作了详细的解读，指出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特征，或把“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的特征，只适合于最初的历史阶段，而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阶段。随后，江泽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江泽民使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是对“市场经济”概念的一个全新界定。如果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已打通，那么，正如十二届三中全会定义中的“计划经济”等于“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样，江泽民在这里所说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概念，实际上同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新的含义上使用的“计划经济”概念一样，也是由三个具体形式构成：一是“指令性计划”部分，二是“指导性计划”部分，三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部分。无论从这个新含义上的“计划经济”看，还是从新界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这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既不是以完全的指令性计划部分为主，也不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为主，而是以一种“有弹性的和粗线条的指导性计划”或“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这样既不会把经济搞死，也不会搞乱，而会实现“活而不乱”。

　　由此可见，就改革模式的基本结构而言，陈云的改革构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相互贯通的。据新近披露的回忆材料介绍，“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之后，江泽民立即征求陈云、李先念对使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的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中国：1978—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因此，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没有否定而是充分继承了陈云用“计划经济”概念所表达的那些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

　　例如，陈云一向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页。，“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他在1988年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又强调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据《陈云传》介绍，在这里，陈云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行不通的。这是对当时中央负责人指导经济工作失误提出的批评。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4页。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以公有制为主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也不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为主，而是“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宏观调控赋予自身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事实表明，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又如，陈云一向强调，要搞好宏观调控，才能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7页。十四大后，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认识不足，再次形成不顾市场条件限制、盲目追求经济扩张、追求产值增长、扩大投资的热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共16条。7月13日，江泽民看望陈云时，向陈云反映了16条措施下达后的情况，并说：“改革开放同宏观调控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宏观调控是错误的，这个观点要扭过来。”陈云同江泽民谈话记录，1993年7月13日。近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均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我国一直掌握着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没有在外来的压力下盲目拆除那些在目前条件下应当保留的“笼子”。事实表明，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不放松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如，陈云一向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因此，改革的力度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可承受程度。在改革初期，面对价格改革这个难题，陈云反复说：价格改革很有必要，但“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陈云文选》第3卷，第337页。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因此，陈云又说：“广泛就业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从小的方面看不合理，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合理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83页。1990年6月6日，他在同江泽民的谈话中，又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客观实际出发，谆谆地叮嘱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陈云文选》第3卷，第376页。对于这个问题，江泽民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前些日子一些地方出现过砸破‘三铁’的口号，想尽快克服企业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心意是好的，但鉴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富余人员的出路尚未统筹安排，不宜简单提这样的口号，更不宜在报上公开宣传，以免引起人心浮动，给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以至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8页。事实表明，把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开放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陈云晚年已届高龄，体弱多病。尽管他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领导、主持经济工作时那样，对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进行系统和细致的研究，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改革的进展。他一方面从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出发，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要“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他的确是不断探索、不囿成见、实事求是的。他的那些反映我国经济内在规律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作者赵士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