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与盛世才在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关系，为陈云赴疆和驻疆作统战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英、日等帝国主义势力长期觊觎新疆地方，争夺势力范围。从地缘政治上，中国在新疆与苏联有长达 3000余公里的边界线。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之下，苏联为了自身利益，避免英日等帝国主义势力在新疆的发展而将新疆变成为反苏的基地，希望支持一个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另一方面，苏联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和联共希望通过苏联与中国邻近地方，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以及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国际交通线，而当时的新疆是具备这方面条件的，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成了一种现实选择。然而，上述两方面需要的满足，在19世纪30年代初集中反映在了苏联与当时主政新疆的盛世才之间的关系上。

　　盛世才是1933年在推翻新疆督办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中主政新疆的。政变之后，盛世才在新疆则受到马仲英、张培元等地方军阀势力的严重威胁，国民党政府也曾试图策划马、张联合夹击盛世才。为维护自身在新疆的地位，盛世才采取了亲苏政策。从苏联方面讲，当时，苏联认为马仲英是亲日的，而张培元是反苏的。因此，在盛世才一再表示亲苏的情况下，苏联确立了支持盛世才的政策。盛世在请求苏联出兵帮助下，先后于1933年冬和1934年7月瓦解了张培元和马仲英的势力，巩固了其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1933年8月正式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

　　关于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曾任《新疆日报》社社长、与当时掌管处理新疆与苏联关系的当事人多有接触的周东郊口述回忆，1935年4月，盛世才同他谈论过新疆与苏联的关系。盛世才说，苏联是尊重中国主权并真诚援助中国革命的，“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这个口号就是苏联提出的。盛世才又说，他曾向苏联提出，如果马、张得逞，新疆必走上反人民、反苏道路，英帝国主义势力将席卷天山南北，对中国和世界革命都是不利的。就此，他还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材料。苏联重视了盛世才的意见，先后两次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瓦解了张培元、马仲英。[16]

　　 尽管当时苏联与盛世才的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是有利于遏止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发展，而且在盛世才标榜亲苏反帝的情况下，为在一定时期苏联支援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特殊渠道，也为中共在新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

　　 陈云在离苏赴疆接迎西路军前，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作了汇报。斯大林积极支持这项工作，“下了很大的决心，说服了盛世才，方同意西路军人员进入新疆”。[17]在西路军左支队入疆前，盛世才就已派出新疆边务处人员去河西一带寻找，并让边务处总电台主动与西路军联系，代中共中央转达西进命令。1937年4月，盛世才又派一名顾问和一辆汽车，带着防寒的牛皮大衣去霍尔果斯接陈云等5人来迪化。当陈云听到盛世才已派人去星星峡时，立即表示感谢，说督办掩护、关怀了西路军。[18]西路军左支队经陈云、滕代远与盛世才交涉，在盛同意后，到达迪化，对外称作“新兵营”， 并经苏联总顾问和盛世才的“欣然同意”，“用苏联援助盛世才军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训练‘新兵营’，培养各兵种的军事人才”。[19]7月，中共中央任命陈云为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第一任党代表，并领导西路军左支队。10月，陈云又参与筹建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工作。据随陈云一起进疆的段子俊后来回忆：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与膝代远一道去的。有时陈云一个人去，有时与李卓然等一起去。[20]滕代远也在回忆录中说：“和盛接头等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所以有些事我不知道。”[21]陈云在这一时期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新疆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是与盛世才标榜亲苏反帝所提供的政治环境分不开的，而这又与当时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相关的。1984年，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与盛世才最先建立联系的是苏联。我们党和盛世才的联系是通过苏联建立的，对盛世才采取的统战做法也是从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的。”[22]苏联与盛世才之间的特殊关系，使陈云赴疆和驻疆得以实现，也为陈云有效地开展与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打通了联系渠道，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开展这一统战工作的基本方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前的统战工作，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在新疆安置和培训西路军左支队而开展的，为新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成立，标志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陈云领导下的新疆统战工作成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具有一定特殊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