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还像“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那样，严重地影响着毛泽东在探索中已经形成的重要的理论成果：
　　一是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中“左”的缺陷。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中，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加以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解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不完善的方面”和“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应该说，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论断。但在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论断中又留有“左”的缺陷：这就是在要解决的究竟是哪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哪些环节上的缺陷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认为主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下，这种“左”的缺陷又被扩大和加深成为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方针政策，以后更发展成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二是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建设速度，但他套用民主革命中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去发展生产力，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发动群众”。而发动群众的办法就是“拔白旗，插红旗”，“揭压抑创造性的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爆发出来”，结果导致了以1958年的“大跃进”为标志的错误。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提出的单纯依靠政治动员、群众性阶级斗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情况，违背了他自己提出并长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列宁曾经说过：热情、强攻、英雄主义“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革命伟业和革命能够创造伟业的明证。我们就是靠这些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是这个优点现在成了我们最危险的缺点，我们老是向后看，以为经济任务用同样的办法也能完成，但错误正出在这里”[34]。
　　三是把有些重要的理论成果置于被废弃、被否定的状态。例如，党的八大决议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就被完全废弃了。再如，毛泽东在1958—1959年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科学分析，到了1974—1976年间被他自己否定。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在1975年底1976年初的一系列谈话中，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35]
　　四是把有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搁置起来，不公开、不登报。毛泽东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一篇被他本人认为“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的重要文献，但当邓小平在1975年7月13日把这个讲话的整理稿送交给他，请他早日定稿后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时，他却批示说暂时不要公开、不登报，以致在长时期内未能得到贯彻执行。[36]为什么对于同一个讲话，毛泽东会采取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显然同他在不同时间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框架有关：他高度评价这个讲话时，是在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框架观察问题，而他批示对于这个讲话暂时不要公开、不登报时，则是在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处理问题。
　  五是让有些积极思想成果停留在口头宣示的层面上，而在实践中采取与此相反的行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关于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谈话。在发现和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关系被拔高、超越阶段的错误以后，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意思是说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个闪光的思想不仅没有成为我们党据以制定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在实践中还继续奉行着拔高生产关系、超越阶段的方针政策，所谓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论实际上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吹走吹散了。
　　所谓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说法的命运同样如此。因为在实际生活中，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来不断地割除，又哪里谈得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呢？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框架就这样地使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歩入歧途，而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目标的实现。

　　四、毛泽东的探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取得过重要的理论成果，也经历了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无论是其正确、成功的方面，还是其错误、失败的方面，又都对邓小平后来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探索中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无疑是邓小平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思想来源，或者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就连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和遭遇的失败，也促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懂得不能那样做的负面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7]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8]文化大革命“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化总结的结果”。[39]
　  注释：
　　[1] 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3] 同上书，第369—370页。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0页。
　　[7] 同上书，第12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10] 同上书，第214页。
　　[11] 同上书，第20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439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31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5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
　　[18] 同上书，第209页。
　　[19] 同上书，第54页。
　　[20] 同上书，第229页。
　　[21] 同上书，第83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1439页。
　　[2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2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5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182页。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5页。
　　[28] 同上书，第18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4页。
　　[3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第386页。
　　[32]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页。
　　[3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39页。
　　[3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49页。
　　[3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447页。
　　[36] 同上书，第245—246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页。
　　[39] 同上书，第172、223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