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时，其区划到底是多大范围，这个范围内的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地方政府、军队，到底怎么样统属，并不是十分明朗。虽然中央对其辖区已有总的设想，但那时乌兰夫他们只控制着内蒙古东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区，客观上还不可能形成真正完整的内蒙古自治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问题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

　　从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到1948年底的一年半时间里，乌兰夫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其他领导，都提出了要明确内蒙古自治区区划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明确，会直接影响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乌兰夫等人的意见报到中央后，周恩来十分重视。1949年初，中央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即请乌兰夫整理出一份有关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要求在材料中提出内蒙古自治区区划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商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解决这个问题。乌兰夫将材料整理好送给周恩来后，周恩来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把乌兰夫整理的这份材料批发给与会同志。

　　在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划问题的讨论中，周恩来提出，应该恢复内蒙古历史上本来面貌。出席全会的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也认为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的区划，改变国民党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有利于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当前革命形势发展。最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中、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至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实际上，中央已经在此时确定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划，包括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形成东、中、西部蒙古族区域统一的自治区划，这是深受蒙古族人民欢迎的方案。但原热、察地区个别同志对中央这一意图不理解，执行中拖延。周恩来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且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意图抓紧落实。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做协调工作，他找有关人员多次谈话，耐心说服，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区划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央的意图得到了贯彻执行。

　　四

　　在旧社会，我国蒙古族同胞深受反动统治者压迫，多数蒙古族同胞以牧业、半牧业为生，牧区经济不发达，文化水平低，疾病流行。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蒙古族牧区流行许多种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这些疾病的蔓延，使蒙古族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很高，造成了蒙古族总体人口下降的现象。

　　20世纪50年代初，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人，特别是乌兰夫，十分重视根治传染病的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上报到中央，引起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恩来非常赞赏内蒙古自治区提出的内蒙古牧区要实现“人畜两旺”的口号，并且很快批准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提出的根治传染病的方案，还从中央财政拨款，并要求全国各省、市都给予有力支持和全面帮助。

　　在国家财力还很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医治传染病，由周恩来主持，从中央和地方省、市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组成了许多支医疗队，前往内蒙古牧区。周恩来还亲自指挥，从全国各地调用了许多当时属于先进设备的医疗器械和最好的药品，以保证医治传染病的需要。有些药品国内比较缺乏，就由周恩来亲自批准，动用外汇，从国外进口。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乌兰夫等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在中央和有关省、市支援下，经过中央和各地赴内蒙古自治区的医疗队全体医务人员的努力，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蒙古牧区的传染病即得到控制，后来又用了几年时间，彻底根治了给蒙古族广大群众造成巨大灾难的传染病。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贫困落后面貌，周恩来全力支持乌兰夫发展内蒙古地区的工业。当时苏联援助建立的一些工业基地，经周恩来批准，建立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些项目对该区的工业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项目中，周恩来亲自拍板，把一个钢铁基地的项目放在了包头，将包头作为重要工业基地来建设，并且列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确定下来后，乌兰夫高度重视，不断为包头钢铁公司建设排忧解难。

　　那时的包钢所在地，还是一片荒漠。在周恩来的关心、支持下，支援包钢、支援包头、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的大军，从全国各地源源而来，设备和物资也成批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也抽调了干部和技术人员，培训了第一批钢铁工人，用很短的时间，即把包头建设成一座包括大型钢铁企业在内的新兴工业城市。

　　1959年10月15日上午，周恩来到包头后，没有休息就听取了包钢建设的情况汇报。对包钢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下午，由乌兰夫陪同，到包钢参加一号高炉剪彩庆祝大会。剪彩后，又在包钢厂区视察，和工人交谈，第二天又接见了职工代表并做了报告。他告诫大家：“这胜利还是初步的，还要用更大的努力，加快包钢建设，加快包头和内蒙古的建设，夺取建设的更大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中，乌兰夫受到严重冲击，后来在周恩来关心下，中央采取措施，让乌兰夫住在部队里，使他得到了充分保护。

　　乌兰夫虽然受到保护，但失去了为党工作的机会，内心也是痛苦的。1973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十大。周恩来提议，让乌兰夫出来工作。在周恩来的一再努力下，中央最终同意乌兰夫恢复工作，并且将他调到了北京。周恩来还进一步提出，要让乌兰夫参加党的十大，并且把他拟定为中央委员人选。但当时康生、“四人帮”在中央还很有势力，他们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乌兰夫参加党的十大和当选中央委员，还对乌兰夫进行诬蔑。周恩来在多次会议上，与康生、“四人帮”辩论，并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还特意提到1945年10月中央派乌兰夫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如果乌兰夫同志是搞分裂，他怎么能去执行这个任务？周恩来还说：当时，乌兰夫同志是“单刀赴会”，随时有生命危险，如果他是搞分裂，他能这样冒险去做工作吗？周恩来最后大声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周恩来的话驳得康生、“四人帮”哑口无言。在周恩来力争下，乌兰夫参加了党的十大，并且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正式复出工作。乌兰夫复出后，周恩来就考虑还是由他来做民族工作。那时，国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还在台上，民族工作机构已经被砸烂，还没有恢复，这令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十分担忧。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先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虽然受到“四人帮”的阻挠，这个研究小组在周恩来直接关心下，还是设立了。再到后来，周恩来提议，由乌兰夫任中央统战部长，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直到周恩来逝世，这一提议仍然没有实现。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乌兰夫方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晚年时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非常动情地提到这件事，他写道：

　　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政策研究小组，是周恩来同志为我国民族工作尽的最后一把力。这最后一把力，谁知道周恩来同志花费的气力要比正常情况下大出多少倍呀！更何况这是他最后的时刻！这件事办过后没有多久，周恩来同志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回忆着这件事，回忆着他关心民族工作的无数事例，不禁默默地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