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向群：我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王斯福教授一直将“文明”及其相关概念作为人类学的一个重大话题。他和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迈克·罗兰（Mike Rowlands）于200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围绕这一主题作了系列讲座。该讲座是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组织的，讲稿也在由王教授主编的《中国人类学评论》上刊载。此外，王斯福教授去年还在复旦大学作了一个题为“文明的概念和中国的文明”的讲演。在演讲中，他评析了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关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但并未包括费孝通先生在这方面的著述。在关于费先生理论研究的书中，我将用一节来介绍他关于文明的研究。

　　吴子桐：费先生的博士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写的序言中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中，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国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有评论说，费先生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迥异于传统人类学研究的路径，并由此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二位对此有何评价？

　　韩格理：费教授的《江村经济》是建立在本土的和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在英国是马林诺夫斯基等其他人类学家率先使用的，在美国，则是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他“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学者开创其先河。费先生曾经先后师从这两位教授，在作博士研究期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马林诺夫斯基。而早在1934年，当他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时，就有幸得到过罗伯特·帕克的指导。帕克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荣休，并在中国执教了一年。马林诺夫斯基和帕克均倡导通过田野调查和实地观察，以参与者的视角来理解社会。此外，帕克还建议他的学生研究他们所在的本地社会。费先生熟练掌握了这套研究套路，并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了自己的学生。费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研究得出的。

　　常向群：根据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人类历史被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也是建立在20世纪的三分法基础上，划分出原始社会、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费孝通先生开始时也是研究相对原始的瑶族社会，1935年秋天，他作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偕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到那里作田野调查。费先生误入猎人设下的陷阱，而他的妻子在寻求帮助的途中从悬崖跌落身亡。这场事故中断了、也改变了费先生学术研究的路径。翌年春天，费先生来到了开弦弓村，他的姐姐费达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为了使身心从这场事故中恢复过来，费先生开始对这个汉族村庄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并最终以此为题材写成博士论文，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该论文于1939年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为题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讲，此书是“无心插柳柳成阴”。

　　韩格理：费先生早年的不幸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命的新的灵感产生于悲剧。如果说“无心插柳柳成阴”，那么一直以来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费先生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怎么能如此迅速并且高质量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的时间很短，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常向群：费先生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然后他在赴英国的邮轮上花了几周时间整理调查笔记。费先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两年内取得了博士学位，由于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思（R. W. Firth），费先生在作英文的文献综述方面节约了大量时间。我想您一定读过这四本在英国和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社会的著作：费孝通的《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杨懋春的《一个中国的村庄》（A Chinese Village）、林耀华的《金翼》（The Golden Wing）和许烺光的《祖荫下》（Under the Ancestors’Shadow）。埃德蒙·利奇爵士在他的《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对上述四本书进行了评述。他批评了那种利用熟悉本土文化之便利把资料用于研究中的作法，也批评了试图通过一个本土研究来概括整个中国社会或整段中国历史的研究方法。利奇认为，费孝通先生著作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是同类研究中最早的，而且在于作者能够在同一个区域内的、从自己成长的地方与做田野调查的地方之间的类似现象中发现细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