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利与弊一直备受中国学者关注。外来者研究中国会在他的研究中带入另一个维度，其中包括来自语言的翻译和异域文化的思维方式，通常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作为王斯福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的评议者之一，我曾提出一个问题，本土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固有优势究竟何在？比如，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欧洲人研究欧洲问题。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吴子桐：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运用资料进行分析，一是实地调查，费孝通先生赞同后者并一直身体力行，他认为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问题和现象，没有现成答案可以解决，要超越旧有的刻板印象，一定要摆脱成见，深入观察和领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他的著作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术语，而是“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他的这种治学之道对今天的社会学、人类学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采取哪种方式？

　　韩格理：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可以把社会学学者分为两类，即“堆砌者”与“分解者”。一方面，“堆砌者”将所有的东西堆砌在一起，力图建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如今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者都是“堆砌者”。他们采用归纳法，先提出假设，然后严格地用量化分析对其加以验证。他们试图找到一条符合大多数人的、符合这个宏大整体的真理。另一方面，“分解者”将他们要研究的对象加以分解，根据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分析的需要将它们分解成不同的小部分。“分解者”寻找人们之间的差异，试图找出这个或那个群组的独特之处，并通过比较和对比系统地总结出各群组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科学中，“分解者”是比较少见的，因为要将人分类，你必须先对不同社会群组有相当的了解，并且密切接触这个群组从而了解什么才是这个群组的独特之处，什么不是。换句话说，你必须开展田野调查。费教授首先是一名“分解者”。他仔细地观察进入他视野的所有群组，从中发现它们的差异，努力解释这些差异，并鼓励人们在认识到各群组的独特性的同时要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常向群：“堆砌者”与“分解者”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将费先生归入“分解者”的行列也十分有趣。如果从费先生用“差序格局”来定义中国社会的关系、以“团体格局”来解释西方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来看，这种讲法还是挺能说明问题的。此外，费先生以“苏南模式”代表以集体为导向的经济、以“温州模式”代表以私有为导向的经济，这种对本地现象研究的理论概括也表现了他这种类似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都可看作是概念化或综合法。

　　在王斯福教授的指导下，我所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表明，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定量和定性的实地田野研究、对量化数据的二次分析、对媒体以及其他文化产品的文本内容的定量或者定性分析。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人们可以通过间接的文献参考或直接的实地调查、调研获取数据，再通过不同步骤来处理数据或材料，如定性或定量分析、归纳或分析、概念化或科学范式等。费教授的著作看似是基于田野调查访问与文献研究写成的人类学著作，但其结果似乎并不像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所倡导的那样是基于严格的数据分析处理得出的。费先生采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中国来说很实用，尽管有时其时效性有限。这可能是为什么在中国各种政策的数量比法律法规要多得多，而且更改频繁。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落后于西方，还是由于西方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方法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

　　韩格理：的确，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费先生并不是一个严格按照方法论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评价费先生早期的著作。在20世纪40年代，调查研究刚刚起步，定量分析的技术还相当原始。费先生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先进的实证研究方法了。如果费先生采取了今天的定量分析技术，我相信我们今天就不会再书写费先生的学术成就了，他可能早已从我们的记忆中消逝了。相反，我们赞赏费先生的洞察力和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理解，尽管其研究规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曾经在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著作中读到的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逻辑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逻辑思考。”这正是费先生所具备的——对他的研究对象所怀有的超越逻辑论证的一种同情的理解（a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