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向群：我同意您的说法。北京大学今年6月举办了“纪念费孝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讲座”，在此次活动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乔治·马库斯教授（George Marcus）与芝加哥大学的冯珠娣教授分别做了题为“World Anthropologies Today: In Their Nationalist Traditions, Cosmopolitan Ethos, and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ies”与“Localized Anthropology: China and Europe”的讲座，之后还进行了一天“专题工作坊”，探讨了中国人类学者如何参与形塑世界人类学大局。这次活动是由高丙中教授召集的，他的博士后研究是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去年，在昆明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他主持了一个题为“用中文重写文化”（“Rewritten Culture in Chinese”）的主题讨论。据高先生介绍，近年来有十来位中国人类学者正在国外从事或者已经从事了田野考察。其中五位已经用中文出版了他们海外田野考察的研究成果，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美国各一本，印度的有两本。

　　记得关于《乡土中国》英文版的一篇评论说到，下这么大工夫翻译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似乎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如今有很多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给世界。我同意中国学者的优秀著作应该介绍到英语世界来，但是，它们都是单项的研究，包括我上面提到的五本书。它们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同视角。但是，费孝通先生完整的著述推介，对全面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

　　吴子桐：费先生曾表示，他的毕生追求是研究中国社会，依靠自己观察和科学研究得出的可靠数据来治疗社会的病痛，这使他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与实用意义。如何理解他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批判和探索？他的观点与其他学者的差异何在？

　　韩格理：费孝通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希望做一名社会医生，医治社会的病痛。他运用社会科学帮助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在二战结束后那几个重要的年头里，费先生所从事的科研项目，包括他写作《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足以表明这一点。他希望通过精确的社会研究找到医治社会问题的良方。改革家们通常会规划一个新世界，并打算将他们的规划放到一个他们毫不了解的社会中去实施，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思维。而费教授并不是空想家，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希望这些行动规划能够切实作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要为他们制定正确的规划，就必须深入洞悉他们生活的社会。费先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使他总是扮演一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的角色。

　　常向群：也许这正是费孝通先生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奖的原因。他与巴博德教授（Burton Pasternak）的对话更是加深了人们对费先生研究的这一特色的一般印象。在1996年费孝通学术生涯60周年纪念大会上，王斯福教授作了题为“费的事业和利奇的游戏”（“A practical-minded person: Prof. Fei's anthropological calling and Edmund Leach's game”）的演讲，强调了费先生和利奇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不同之处。然而，这种印象是基于费先生学术研究早期和中期的著作形成的。从80岁大寿到95岁仙逝，费先生仍旧笔耕不辍。我认为，早年的费孝通是一名用西药来医治中国社会病痛的“社会医生”，而晚年他却试图用中药来医治西方社会的病痛。总之，费先生可以被视为一位中西结合的“社会医生”，他毕生都是在践行理解和帮助人民、改善他们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的使命。

　　韩格理：我同意您的看法。费先生在从事社会研究初期，也许曾受学术界的启发运用西方学界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医治中国的疾病；但是，他越是研究中国，越能看到中国社会的强大力量，它不仅能治愈中国社会自身的疾患并将此延伸到治愈其他社会的疾患。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我们应当纪念他。

　　（张昊媛、蒲瑶对本文翻译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