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苏论战是中苏国家关系迅速恶化的产物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使毛泽东决心向苏共中央展开意识形态的大论战。

　　第一，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人奉行的是一条谋求苏美缓和，并以中国的战略利益作为筹码的外交战略。第二，毛泽东认定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他有一条系统的修正主义路线，由此导致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第三，受到这种国际性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有修正主义，当前最大的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他反复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一段话：“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可以说，他的这些结论，都是中苏两党、两国长期矛盾积累变化的结果。

　　从苏共“二十大”起，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共和苏共之间，就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归纳起来有三个，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这些分歧，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国家利益方面的。其中，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对于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复杂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虽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是两国关系仍然在继续发展，中苏双方都没有采取论战的方式，而是通过两党会谈和正面阐述各自意见来求同存异。这种做法对于维护国际共运发展的大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就是明证。这种短暂的发展局面的出现，说到底，还是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的一致。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中苏两国关系的转折时期。围绕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1958年开始的中国“大跃进”。在苏联赫鲁晓夫看来，这是“学生超过先生”，向苏联道路、苏联地位的挑战。

　　第二件，1958年发生的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事件，虽然通过这年8月1日至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三次会谈得到缓解，但并没有过去。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对中国主权的冒犯。

　　第三件，1958年8月至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在赫鲁晓夫看来，这是在利用中苏同盟关系来激化苏美关系，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

　　第四件，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并在中印边境纠纷中偏袒印度。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苏联急于谋求同美国缓和而送给美国人的“见面礼”，证明苏美缓和有可能牺牲中国的战略利益。

　　第五件，1959年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匆忙来到中国，告诫中国不要对美实行“冒险政策”。随后，赫鲁晓夫又在回国途中等各种场合攻击毛泽东“好战”。这在毛泽东看来，恰好证明赫鲁晓夫成了艾森豪威尔的“说客”，正在对美搞投降主义。

　　第六件，1962年4至5月间爆发的中国新疆伊犁大批边民涌入苏联境内事件。事后证明，苏联领事馆卷入了这场事件。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端。

　　这样，到了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原来一些不太被提起的不愉快事件，也被一起重提，在中苏论战前后出现了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局面，中苏国家关系陷入了危机。

　　在一般情况下，两国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仍能维持较好的国家关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旦某个国家同苏联在观点、情感和切身利益上一起发生了严重分歧，那么，两国关系就变得难以正常维系了。在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苏联长期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自觉不自觉地把阵营内部的其他兄弟国家看成是自己的战略附庸，要它们听从自己的指挥和摆布。稍有不从，便动辄以取消援助相要挟。这种情况，对于长期经受过外国列强屈辱，并以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为己任的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来说，所引起的反响自然会格外强烈。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不可避免的了。而这种国家利益之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会很自然地上升到社会主义各国都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层面，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