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苏论战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急剧变化直接相关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结论一出，另一个长期萦绕在毛泽东脑海里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明晰起来。这就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状况及其规律的长期思考和观察。

　　本来，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明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所作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错误的论断，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得到了正式的确认。

　　1959年7月至8月庐山会议期间发生的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反右倾斗争”，又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朝着“左”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得出两条结论。第一，“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第二，“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同年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甚至还提到“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这两条结论，特别是第二个结论，促使毛泽东把国内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同国际反修斗争三者联系起来，通盘加以考虑。这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观察和判断上，几乎成为一个思维定式。

　　1962年，是中苏两党关系发展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意见分歧有较大发展的关键一年。

　　这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抱有很大希望。然而，刘少奇在大会讲话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时隔半年，在1962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改变会议的原定议题，提出“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题目，要与会者讨论。一个月以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继续讨论这三个问题，并在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全会公报里作了结论。

　　公报里一段最重要的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它反映了半年来中共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集中地代表了毛泽东在近两年间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这段话是这样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的这番话，并非只是在阐发他的理论，更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分量在于，不仅有具体的所指，而且包含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其锋芒所向，是1962年前后中国政局中发生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被毛泽东分别称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毛泽东对这三件大事的概括，就使得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有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反修防修”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1963年起，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党各级领导，包括刘少奇等人在内，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作出“反修防修”和重提阶级斗争决策的过程中，苏联的因素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苏联“变修”的论断一出，促使毛泽东把国内政策的重点向“反修防修”方面调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上来。另一方面，国内政策以“反修防修”为基调，又促使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作相应的调整，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两个方面对中国构成的威胁。1963年开始，同时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上进行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中苏大规模论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尤其是中苏论战，在当时被赋予了对外和对内的双重使命。对外，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中国所持的和苏联截然对立的原则立场，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明辨是非，争取朋友，孤立苏联。对内，则是要向党内表明，哪些是修正主义的，哪些才是社会主义的，通过思想教育，统一认识，巩固队伍，肃清苏联的影响。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好和这一对内目标相吻合。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苏联的威胁，不仅是有形的，而且是无形的；不仅是外部压力和武装入侵的问题，而且是修正主义思潮向中国渗透并寻找“代理人”的问题。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危险性。他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在当时看来，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向中国党内渗透并寻找“代理人”的危险性，远远超过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所造成的危险。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上的矛盾，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相比，也因此显得更加尖锐和深刻。

　　五简短的结论

　　第一，中苏论战，是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发展演变的结果。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能以大国政治为基础，在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时，不能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

　　在中苏交恶中，中国始终是受害的一方。但是，中国在国家关系上，也有自己的教训值得总结。第一，不能以自己的特殊规律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给别国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第二，在处理国家关系上，应当始终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放在首位，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准。第三，辩证地处理好维护国家主权同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关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有理、有利、有节。在这些问题上的过于僵硬的做法，曾经使我们丢掉了一些朋友，失去了一些机遇。

　　第二，中苏论战，也是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发展演变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都在争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双方最看重的，实际上不是国际共运以谁为首的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这块“金字招牌”。其结果，就当时的苏共而言，导致了改革陷入严重的困境；就当时的中共而言，导致了“左”倾指导思想的泛滥。

　　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有自己充分的权利，探索本国发展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什么“正统”观念。

　　第三，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特别是1962年夏季以后，指导思想急剧变化直接相关。在中苏论战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不仅迅速发展，而且进一步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实际上是中苏论战所酿成的“苦果”。

　　中苏论战对全局指导上日益“左”倾的中国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场论战，进一步促进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论断的理解上的某些教条化和片面化倾向，使得已经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显得更加具有“理论根据”。论战中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直接运用于国内，促进了毛泽东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成为毛泽东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观点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这一理论逐步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关键环节。“左”倾指导思想发展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