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兴大国作用进一步加强，世界多极化取得重要进展

　　2010年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多极化取得重要进展。其主要表现是二十国峰会机制的常态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占份额的提高。从去年11月首尔峰会开始，二十国峰会已经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性机制成为全球经济的常设治理平台。这个机制蕴含的最大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从原来八国集团饭后茶余的“对话国”变为二十国集团的平等成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有了实质性提高。“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1/6，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及投票权的量化性提高，使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机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在国际关系历史上，国际格局变化常以战争结束后的国际条约规定新的力量对比为标志，但冷战结束时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条约。因此，后冷战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格局，长期以来各有不同看法。2010年，国际治理的机制性变化和国际经济组织份额的量化性变化，是冷战结束20年来国际力量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结晶，是多极化格局进展的重要标志。

　　二、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强化对亚太介入，东北亚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全球摊子铺得过大，明显力不从心，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去年8月美国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并重申从阿富汗撤军时间表，以便对亚太进行更大的介入。美利用“天安舰”、“钓鱼岛”等事件巩固美韩、美日同盟。“天安舰事件”导致韩国推迟收回韩军“战时指挥权”。美利用“普天间机场问题”挫败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拉开与美国距离的企图；利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俄罗斯总统登上“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使日本感到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利用近期发生的“朝韩炮击事件”，使韩国进一步感到了韩美同盟的不可或缺。

　　美国加大在南海诸岛等问题上的介入力度，利用一切机会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以“亚太常驻大国”身份挤进东亚峰会，强调要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与东盟举行第二次“10+美”领导人会晤，把“海上安全”塞进会后声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计划向东亚扩展，考虑优先将越、马、韩、日纳入其中，有架空或弱化亚太经合组织的政策趋势。

　　在美国主导下，北约确立了“新战略概念”，扩大了“安全威胁”的范畴。北约重申其组织的“地区性”，但也强调安全挑战的“全球性”；重申无意挑战联合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上的主导地位，但也强调北约与联合国在安全事务上的互补性；在确认未出现冷战时期“急迫和大规模”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将应对网络攻击、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作为新的安全使命；在确认“新兴力量”均以“和平崛起”为目标的同时，也对各地区热点或潜在冲突表示“严重关切”。这些调整，为北约“走出防区、超越传统”，在世界各地就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采取行动进行了法律铺垫。

　　三、欧盟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欧关系面临新考验

　　2010年是《里斯本条约》生效首年，欧盟内部运行机制正在经历由以成员国为主导的轮值制向以委员会为主导的常任制过渡的磨合；欧盟“对外行动署”艰难产生，但能否在“理事会”和“委员会”之外真正独立运作有待观察；欧洲议会通过审读议案和批准预算的权力，获得了对外事务“共同决策者”的地位，对欧盟外交政策的制约将有所强化。由此，意识形态因素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干扰将更加严重。此外，欧元区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主权财政”与“统一货币”的结构性矛盾空前暴露，引发欧洲政经格局深层次变化。欧盟理事会9月16日会议研究对外关系问题，得出四点结论：一是认识到欧洲繁荣、安全和生活质量对外部世界发展的依赖性；二是处理与新兴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三是明确欧盟战略利益和目标并“自信追求”的紧迫性，强调与伙伴关系的“权利与义务平衡性”；四是强调“有自身世界观和利益的新兴行为体力量上升是国际环境新的重要特征”，实际上是把新兴力量视为欧洲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挑战。

　　欧盟的变化给中欧关系带来了新的考验。欧盟重新审视中欧关系，其对华政策在发生某种变化，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和保护主义因素都在上升。欧盟自2008年以来以所谓“关切对关切、利益对利益”的“平等”战略，在对中欧关系的结论中开出了“提升双边贸易，解决商品、服务和贸易的市场准入，反对出口补贴以及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清单”，把中欧关系与台海两岸关系等中国内政问题挂钩。欧盟可以代表每一个成员国向中国提要求，却无力代表成员国解决中方的“解禁”及“市场经济地位”两大核心关切，实际上把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变成了欧方向中方滥提要求的“问题机制”，对中欧合作潜力的进一步发挥产生了不利因素。但中欧关系大局基本稳定，中国在欧盟及其成员国两个层面上努力推进中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