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史学史领域，有一个对方志学如何认知的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方志发源尚存不同看法，但关于其与史的关系密切已成共识。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治史传统和经验，包括对史与志的关系进一步梳理和挖掘，借鉴方志学编撰的某些方法。

　　一、同源异体，史志相通——秉持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学科性质

　　修史修志都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国有史，方有志”，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志属信史”，称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方志称为古史之迹”。梁启超也曾谈到:“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页。前人之述告诉我们，自古史志同源、史志相通。再看现代方志研究的定义：方志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社会风俗、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它是属于广义的历史范畴。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75页。由此可见，中国当代史作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要在学科建设上吸取方志编撰的长处，首要的一点是应当秉持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学科性质。

　　中国当代史研究应该叙述完整全貌的历史过程。叙述完整的历史过程，提供可靠的知识，这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列宁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现实的历史过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史实，要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说明历史的发展，不要把历史当做范畴的排列顺序和僵死事实的搜集。列宁多次批评引用个别事实来论证社会问题的方法：“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考虑到有关历史事件的资料，常常是经过前人加工的，因此对于历史资料必须经过批判地审查，放在全部历史的客观联系中加以分析。“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9页。这些都应该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基本遵循的。

　　中国当代史研究成果应该体现历史学科的功能作用。唐朝皇帝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修史对于了解制度的变化、传承文明、资政育人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别的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的。为了理解现实，必须懂得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而中国当代史，对于我们今天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其借鉴作用更为直接。因为今天的一切正是此前几十年历史的继续和发展，彼此之间有着可以感觉到的割不断的联系。因而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的规律、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重要的现实的启迪。因此，中国当代史研究，要正确总结其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使其研究结果能充分显现历史学科的强大功能，使之成为今天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