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述既往，志详现状——坚持中国当代史关注现实的学科特点

　　史书要求“详古略今”，越古越详，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概括、研究和论述，加深后人对前人、前事的认识，从而达到鉴古察今、经世致用的目的。方志以记述当代事物为主，时限一般接近修志年代，也追溯过去，但主要是以当代为主，记述现状。其内容主要是囊括时代精华，展现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特色。尤其是方志能够注意当时社会的变化及生产的特点，不断变更其内容和形式，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当代史研究，应该充分借鉴方志的这些特点。

　　中国当代史研究与现实问题密不可分。中国当代史是一个正在发生发展着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往往不是分得很清楚。昨天还是现实的事，今天就可能成为历史；同样，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可能成为历史。中国当代史学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当代史学工作者要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既要研究与现在时间相隔较远的事件，也要研究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件。这也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现实性特点的一个表现。而且，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方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同样，研究现实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过去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当然，历史和现实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因此，坚持中国当代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只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非根据现实的需求对号入座，或者拿史实来比附现实，拿一些似是而非的历史事实来为现行的政策作注脚。这样做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只能使中国当代史研究变成一种伪科学，而且这种的服务最终也经不起历史本身的检验。

　　研究现实问题是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价值所在。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繁荣或曲折、衰落，固然是受诸多社会条件以及学科内在原因制约的。但是，对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如果社会没有相应的需要，或者某个学科远离社会的需要，那么该学科是注定要走向困境乃至衰落的。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应该是通古今之变，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诚然，中国当代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研究和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理解现实问题的启示，或者是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出发，去寻求历史的解答，解开现实中的历史之谜。显然，这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劳动。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是达不到目的的。当前，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热烈地呼唤着理论，寻求理论的支持，期待理论的指导。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劲旅，中国当代史工作者应当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去，尽快打破自我封闭、自我服务循环，深化服务现实意识，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中国当代史科学的最佳社会功能。

　　中国当代史研究要通过解决现实问题为社会主义服务。当代史的研究是寻求历史的真相，揭示历史的因果，其研究条件要受到档案材料的掌握程度和史实鉴别考证情况的限制。在去伪存真考证史实的工作中，又会因缺乏档案材料，难以弄清一些事件的真相。另外，当代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尚不成熟。所以，当代史研究更要受制于史源、资料和方法等学术因素的限制。当前，我们要研究解决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的问题，政策执行力下降的问题等等，离开当代史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光到历史尘封中去找线索，是难以说清楚的。而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深入基层，通过走群众路线，为解决现实问题找到答案。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我们要立足于现实去回顾历史，又要以历史的经验服务于现实，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更好发展。

　　四、史究所以，志重本然——恪守中国当代史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学科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写史讲究深入和系统，注重探究事物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无论是写人物史也好，还是写社会史、自然史也好，都要求内容完整系统，以其完整的内容和系统的论述，揭示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方志以容纳大量资料为己任，其编纂的目的，不是直接探索自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是全面反映某一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状况，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积累资料，也为后人修史准备素材，其遵循的是一种务实的研究方法和简朴的叙述方法，显示出一种朴素的语言体式和“文约事丰”的成书方法。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应充分借鉴志书的这些长处。

　　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和叙述不可或缺，但必须注意二者在方法上的不同。原因之一，就是当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需要同时也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1~22页。一般说来，历史研究方法包括：坚持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如何占有、利用史料，以及由此得出什么样的科学结论，等等。至于叙述，则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只是它要求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

　　研究中国当代史，最重要的是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首先必须掌握有关的史料，弄清相关的事实真相，从既有的事实材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然后才能得出理论性的认识。理论性的认识，是对历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往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之中，只有在详细地周密地考察和研究史料之后才能得出来。研究中国当代史，也不能停留于历史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要以史明理，有所议论。这种议论的深刻与否，就在于是否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眼力不够，必须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如果虽然从史料出发，但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那就可能只得出肤浅的、甚至不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