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史、国史研究要有从党和国家最高利益、长远利益出发的政治大局观

　　在讨论《历史决议》时，一些人以完全“客观”地评价历史的立场出发，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党、国家，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写深写够”，“不要有任何框框”。对此，邓小平一开始就强调，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建国以来历史，“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同上书，第299、298页。以后又更加尖锐地指出，千万注意，不要把三十多年的历史写成黑历史。如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就会是使人们痛恨我们的党、痛恨我们的决议、痛恨我们写决议的人。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关于决议修改稿的谈话意见。

　　实际上，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从来就不存在超越人们认识和利益的纯粹客观反映，西方比较客观的史学家早有着清楚的认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和英国当代史学家汤因比都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1929年年鉴学派在法国开卷的《经济社会史年鉴》也指出：真实理应是历史的最高准则。但每个人对于历史真实性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个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站在今天功利的立场上，去评古论今或者借古讽今。即使就当事人而言，所谓的历史也只不过是他们“心目中的历史”。

　　作为上层建筑的历史，也从来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今天我们回顾起来，如果不是30年前《历史决议》坚持科学地肯定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想见，片面夸大历史错误不仅会产生不符合事实的认识混乱，而且将导致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断送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前程的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苏联对历史的自我否定成为党和国家剧变的导火索，就是鲜明的例证。必须指出，《历史决议》坚持的政治大局观不是实用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邓小平、陈云都不是历史学家，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历史中的丰富实践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高度掌握，使他们对当代历史能有比同时代人高得多的洞察力。邓小平指出：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的错误，甚至犯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他列举了旧中国分裂、贫弱的例子后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中多次强调要对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当代历史教育。他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同上书，第299页。他十分赞成陈云关于《历史决议》中增加学习内容的建议，补充说：“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上书，第304页。

　　三、《历史决议》研究、评价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辩证方法是国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

　　《历史决议》的这一重要贡献，突出表现在陈云提出的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写作方法上。当时的难点是，既要纠正毛泽东建国后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晚年严重错误，又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一个“建国以来”的时间和空间里，似乎很难取得平衡，毕竟毛泽东直到逝世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

　　１９８１年３月，陈云在约见邓力群时，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２８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２８４页。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个意见很好，……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２８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３０６页。

　　陈云这一意见，不仅使《历史决议》的难题得到了豁然开朗的解决，而且也给我们党史、国史工作者以极为重要的启示：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要全面评价，不能孤立、割裂地看。这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写作党史、国史时要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研究、撰写党史、国史时，常常需要有阶段、时期的分工。在历史和历史人物取得辉煌成就时期，评价很顺利；但是在遇到挫折和严重错误时期，常常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写得阴暗，或者在肯定动机时不能理直气壮。按照陈云评价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和回顾方法，问题就好解决了。

　　（二）“宜粗不宜细”

　　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确定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是：“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同上书，第294、244页。邓小平所强调的这个方法十分符合当代史研究的特点。由于当代史与现实紧密相连，涉及仍然健在的许多当事人和仍然在执行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对其做出的评价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当前的大局，因此必须慎重，宁可粗一些，一些分歧较大和尚待实践检验的评价，不妨留待后人总结。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代的许多历史事实过去还不久，有待于进一步弄清史实真相，不断完善认识，因此，对于一些还缺乏研究或史料的问题不要急于下结论，以免匆忙断言后再出现反复。在这个意义上，“宜粗不宜细”并不是排斥对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恰恰是给后人的研究留下空间。

　　（三）不能感情用事地过多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制度、认识、经验上考虑问题

　　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对历史的认识往往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甚至陷入个人恩怨的纠缠。邓小平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两次被打倒，长子致残。但他没有以个人的得失来评价这段历史和人物，而是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全面考察。他现身说法地指出：“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297、300、301、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