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志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工程。以广东等地区为例，《广东省志·外事志》由广东省外事办和地方志办合作完成，历时16年，于2005年付梓出版，全书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两篇，共15章55节，合计30余万字。《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由自治区外事办负责编纂，全书共54万余字、50多张图片，经过5年多的时间于2005年最终完成。《上海外事志》由上海市外事办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于1993年开始编纂，1999年出版，全书约140万字，分上下两编。此外，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外事志编写和出版工作也是硕果累累。省会级城市广州、武汉、成都、福州，像青岛、厦门等计划单列市以及像吉林省较大的地级市也都相继出版了各自的外事志。其中《广州市志·外事志》未单独立卷，分属于政权政务卷，记载了自晚清以来广州市的对外关系。分上下两编，共10章约21万字。《青岛市志·外事志》全书共设6个篇章约163万字，主要记录了1978~2005年青岛市对外交往的历史。

　　但是，由于各地修志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外事志的编纂和出版时间较早，例如河南、黑龙江等省早在1993年就已经出版了各自的外事志。还有不少地区的外事志近些年才出版，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外事志就是在2009年出版发行。这就造成了各地外事志记述的时间下限差别较大，不利于研究和查阅。近几年来，在新一轮修志工作的推动下，山东、江苏、广西、湖南、安徽等地已陆续开始对已出版的外事志进行续修。

　　二、当代中国外交史与外事志的关系

　　要分析外交史和外事志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弄清史与志之间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看法不一，不再赘述。多数学者认为史与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史与志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都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情况；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为了保存史料，从中获得经验教训，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政育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孙文件：《试论史与志的关系》，《新疆地方志》2006年第4期。。其次，方志起源于史，史志本一家。“方志学属于历史学范畴，地方志编修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朱佳木：《积极促进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工作的联合》，《当代北京研究》2009年第2期。史与志又是有区别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点：（1）编纂方法与记述方法不同。史书以记述过去为主，往往以时间、事件为中心线索。志书主要是以当代为主，记述现状。通过“据事直书”，对事物进行横向分门别类的综述。（2）史书是论述性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而志书则是资料性的，“叙而不论”、“述而不作”，重记叙，而不重议论。

　　同样，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外事志之间的关系也概莫能外。

　　首先，二者之间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是相通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必然包括对地方对外关系的研究。外事志记述的是某一地区的历代对外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状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事志也是一部地方的对外关系史，而地方的对外关系史自然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外事志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反映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对外关系史，二者的历史发展主线是一致的，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要探索和总结的内在规律是一致的。

　　以上海为例，上海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列强侵略扩张行径所引起的中外交涉纷繁之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上海成为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势力最为集中的城市。英、美、法等十多个国家都在上海拥有治外法权。可以说，上海百年来的对外关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旧中国的外交的百年屈辱史。上海解放后，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饱受外侮的历史，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一切特权统统被废止。在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上海的对外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年代的，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的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历程，更是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谱写了新中国外交史上许多光辉篇章。正如1999年出版的《上海外事志》序言中所说，该书“翔实记录了近代与当代上海对外关系、对外事务的历史和现状，展现了上海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发展平等互利的对外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合作、奋力跻身于世界大城市之林的沧桑巨变”周明伟等：《上海外事志》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说，《上海外事志》不仅仅是一部上海市的对外关系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