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和《新路》与程中原、夏杏珍先前的三部著作（即《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其姊妹篇文集《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和《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相比，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站得更高了，二是研究得更细更深了，三是可读性明显加强了。

　　一、站得更高了

　　历史是人类既往活动的踪迹和记录，是一种客观存在。研究历史问题，特别是中国现代史问题，在解决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什么角度看的视角问题，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是众所公认的。所谓伟大转折，就是从根本上破旧立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保守封闭的旧路，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喜欢强调路线，“路线决定一切”。确实，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路线是决定前途和命运的。而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在实践上走什么路（当然这种实践离不开政治上的、思想上的路线），则是决定一切的，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旺或衰落，生存或死亡。因此，路的问题就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极端重要的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什么路的问题。

　　开创新路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不流血的深刻革命。但绝不是没有经过复杂激烈的斗争，没有经历过曲折反复的，不是很容易获得成果的。新路的开创绝对不是仅仅五天的中央全会，甚至也绝不仅是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而是有更为长久的深刻的历史渊源。它起码是建国三十年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集中体现。更广一点可以说是百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集中体现。从理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升华，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阶段。为此，要了解新路的由来，仅仅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不够的，必须向前引申。引申到哪里？这也要有点限制性。程中原等同志明确提出从1975年整顿开始，是一个创见。

　　1975年整顿，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粉碎“四人帮”、十月的胜利，也有不少论著和回忆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人更多，成果也较丰富。但是，把这三场大的斗争，把这八年历史，作为一个探索新路过程的有机整体，紧密联系起来，加以周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对应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论断，这就把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供了新的立足点和新的视角。这是这套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

　　二、研究得更深更细了

　　历史是复杂的。转折时期的历史尤为复杂。特别是在政治高压的大气候下，人民的基本权利缺乏保障，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局势瞬息万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适应变化，以求自保。这就更增加了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因此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需要更广泛地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认真仔细地分析研究，力求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发掘历史真相，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套书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

　　比如，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变化问题，曾经是研究1975年整顿的一个难点。毛泽东曾说，邓小平“政治强”，“人才难得”，亲自出面，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并克服各种阻力把邓小平推向中央领导的第一线。对邓小平领导的各条战线的整顿，他也曾给予肯定和支持。但不过一年，他就开始对邓小平怀疑和批评，否定面逐步加大，开始“批邓”并逐步升级，最后下决心把邓再度打倒。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哪些问题和何种力量推动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变化？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具体过程？如此等等。这曾是我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颇难理清的一个关键问题。看了《前奏》一书，特别是第一、二和十九、二十各章，就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这应该是对历史关键问题研究得更深更具体的一个典型事例。

　　再如，粉碎“四人帮”，这是全国人民普遍感兴趣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已经发表过不少文章和回忆录，但大多是从某一角度或部分过程的亲历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披露。象《决战》这样全面而具体的、从上而下的、比较详细地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的文字，还是比较罕见的。看来作者是把已经发表的和尚未发表的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粉碎“四人帮”的资料，都搜集汇聚在一起，作了仔细的疏理和核对，并以一种简明清晰的表述方式，把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呈献给读者。上至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的活动，中央政治局的几次重要会议，同江青等人面对面斗争的经过这些关键性的大事；下至参与逮捕“四人帮”的人员组织、人数和人员名单，这样十分具体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忽略。在目前我看到的国内外已发表过的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这是最好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