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邓小平是怀着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带着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处理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

　　邓小平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这是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形成和决定的。因此，作为七大规定的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不容否定。面对“文革”后拨乱反正中汹涌的“非毛化”思潮，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将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邓小平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高举旗帜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的。领导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的亲身经历使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苏共20大上彻底清算斯大林记忆犹新，长期对世界局势冷静观察，使邓小平深刻认识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重大政治意义。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就必须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割断历史就是自掘坟墓。因此，在看待和处理毁誉参半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时，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又极端审慎。

　　其次，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全部思想遗产中的思想方法和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益部分，并非易事。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辨析。

　　邓小平从内涵丰富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抽出一根红线，他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不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必须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崇高地位，有效地接续革命和建设传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抽取红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从毛泽东所犯错误的纷繁表象中解放出来，从事功层面的正确/错误二分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团结。

因此，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深刻指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很恰当”地批评其错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敏锐。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容否定，歪曲和割裂，过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会损害毛泽东思想，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为检验各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看法，邓小平还特意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话，“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邓小平关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的思考，绝不能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权力转换的需要，而是一次正本清源，创造性地接续传统的理论辨析和实践创新。

　　再有，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历史人物进行总结和评价，体现了邓小平不纠缠历史旧账，在政治上“向前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家风范。

　　邓小平不是以弄清历史真相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庸俗理论家，而是为实现认定的政治目标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不以简单地、详细地弄清具体历史是非为目的，而是紧紧扭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主攻方向，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他敏锐地批评了正确/错误的二分法，指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又是邓小平的一大创新。这样的创新，既一刀斩断了事实层面的无价值纠缠，又在弄清基本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将纷繁的讼争束之高阁，一切为了团结，一切为了“向前看”，大刀阔斧地摆脱了历史遗产的沉重束缚，使人们轻装上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