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的历史，是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民族工作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在民族工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具有中国特色，其中一些重要内容在世界范围内也有重大意义。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学说，充实了世界民族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事业上薪火相传，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学派，充实了世界民族理论体系。

　　以“民族”的概念为例，斯大林提出民族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素质”四个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民族特征时还纳入了历史渊源、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认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中国的“民族”概念为“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1] 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创立是世界性的创举。

　　就具体的民族工作制度而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例，它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民族特点做出的历史选择。就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政治制度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民族自决制、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作了一定的分析，但并没有将观点绝对化，而是强调了政治制度的选择应当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背景和民族状况。列宁、斯大林根据苏俄国情和民族特点选择了联邦制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照搬苏联做法，而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精髓，秉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经过反复对比权衡，选择了单一共和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它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学说，不同于以往任何国家，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民族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实践，避免了重蹈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覆辙，打破了西方的话语垄断和“文明优越”论调，在民族工作领域向世界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56个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所取得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的成就为世界所瞩目，我们要继续坚定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自信，打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学派。

　　二、为世界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1.中国民族工作的智慧与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带领民族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6个民族团结奋进、和衷共济，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壮丽的史诗。中国的民族工作成就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族群冲突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和谐发展的成功模板，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经验。

　　200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民族工作的第一个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其中对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作出了十二条概括。这十二条基本理论和政策，对民族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民族问题的基本内涵以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等进行了深入阐述，标志着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完成了它的体系化过程，是中国民族工作智慧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纵观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民族工作始终遵从着两个基本点，即缩小差距与尊重差异。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差距，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物质家园，是物质力量作用的发挥；56个民族各美其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相互尊重差异，共同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精神力量作用的发挥。

　　2.中国民族工作成就在国际上的影响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先进性，这是不争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承认少数民族平等地位、制定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前提，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70年才开始实行承认种族、民族、移民多样性的国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平权政策”。英国直到2014年才承认康沃尔人是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2]

　　从1950年至20世纪70年代，我国包括民族政策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并对西方国家内部的消除种族歧视运动，如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都间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

　　在2009年7月举办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瓦格斯教授讲道，“有必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多元文化和少数民族。世界上有很多和中国一样的多民族国家，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处理好多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民族政策为世界在处理多民族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联合会秘书长纳斯教授也表示：“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使世界在很多层面上趋同，一些弱势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会流失。中国少数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传统，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努力在促进共同发展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一种平衡”。与会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探索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路径，以实际行动对“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作出自己的阐释和解答。正如大会通过的《昆明宣言》所宣示的，“全球参会学者表示将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共同繁荣的实现及和谐的世界秩序的构建而努力奋斗”。[4]

　　一些欧洲学者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予以了肯定。2010年3月19～20日，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立法”中德学术研讨会上，德国绿党主席策姆·奥兹德米尔先生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予以肯定。他认为2010年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视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切实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就业和管理工作,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论断与绿党对德国民族问题的观点非常接近。中国在发展民族事业上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专业的工作队伍，德国的专家学者对此很有兴趣,认为是一个有特色的做法,值得德国参考。中国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有良好的效果,也值得德国认真研究。[5] 2009年3月，一位瑞典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欧美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才是对土著文化破坏最为凶残的刽子手。现在不是他们指责中国的时候，恰恰相反，他们要么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要么就该去向中国人学习。”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谈道，“比较而言，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上，中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出色的国家之一，并且中国在尊重少数民族方面的所作所为也是实实在在的”。[6]

　　非洲向来是民族问题复杂多发的区域，这里有上千个民族分散在54个国家和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引发非洲各国争端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索。2010年2月，世界银行非洲地区部的资深经济学家阿里·扎法尔撰写了题为《向中国奇迹学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教训》的研究报告，具体指出非洲可以在7个方面学习中国经验，其中一点就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施策经验”。[7] 2014年8月，尼日利亚学者、《人民报》编委会委员、外事部主任查尔斯·奥努奈朱在西藏林芝访问时说：“古典的西方联邦制度没法解决非洲的民族冲突”，“建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和自治政府等自治机构，可以为解决非洲类似棘手的问题提供借鉴经验”。[8]

　　作为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埃塞俄比亚的民族多样性特征十分典型且突出，历史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冲突频发，民族治理思路多次发生改变。现阶段埃塞俄比亚实行的借鉴了中国民族政策经验的“民族联邦制”被视为非洲特色鲜明的、较为成功的民族治理模式之一，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探讨。埃塞俄比亚在20世纪70年代依据“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历史共同体、共同区域和有限的经济自治”4个方面的标准，在非洲第一次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并且着手划立民族区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9] 自1991年起，埃塞俄比亚驻华使馆曾多次派人了解中国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0]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联邦制”是借鉴外国民族治理经验与本土自创相结合的典范。正因为其富含社会主义民族治理思想和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民族治理经验，并且在非洲本土进行了创新性实践，在特定条件下取得了良好效果。[11] 2018年，埃塞俄比亚总理办公室官员可彻姆·费伊莎·讷戈苏在参加中国国家民委和商务部举办的“一带一路”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时说道，“对照我们的国家，中国在民族政策、扶贫政策方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12]

　　三、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首次写入联合国文件，此后，由中国首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国际交往新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不仅是从本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会考虑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拥有着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尚理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凝聚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维护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建立在各民族“各美其美”基础上的“美美与共”，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产生对外的排他性，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树立了和平共处、永不称霸的理念。达则兼济天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终会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人类利益和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桎梏，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以全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部分人的全球化为追求，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追求全人类解放的目标，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思想，倡导新型的平等民主、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将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作为奋斗目标，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相辅相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了全世界各民族，也包括中国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当今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舞台的理想追求，在为了同一个梦想而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它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会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国是占世界人口1/6的人口大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践行将为世界发展贡献新的积极和平的力量，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存在着传统共同体概念中的地域、民族等差异，但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发展理念等方面是一致的。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新中国的民族工作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中国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成就将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

　　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主题是“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追求的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民族工作追求的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一带一路”秉持的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铸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打造的有着共同利益和责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相似的内在逻辑。从追求目标、理念等方面来看，中国的民族工作政策与“一带一路”倡议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不仅如此，民族地区更是“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承载区。

　　“一带一路”沿线省区包含了五个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多民族省区（青海、云南、贵州），这些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实施区，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安全和能源安全保障。一方面，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对外开放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在此方面与一些相邻国家的天然相通性，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文化力量，有利于促进民心相通。如新疆的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之间的相通性，东北的朝鲜族与朝鲜、韩国之间，青海、西藏的藏族与尼泊尔之间，内蒙古的蒙古族和蒙古国之间，云南的多个少数民族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之间，广西的京族、壮族与越南之间，等等。通过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国政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与相关国家和族群的交往就更容易成功。就同沿线伊斯兰教国家的交往来说，“一带一路”沿线经过6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伊斯兰教国家，如何同这些伊斯兰教国家打交道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环节。而中国境内有10个民族的主体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已有上千年和谐相处的历史，与这些民族打交道积累的民族、宗教工作经验有助于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教国家的交往。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说过,“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化用《韩非子·说林上》中的话来形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民心相通问题。正如2015年3月发表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宣言”）所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民心相通是民族地区的优势所在，是民族工作促进“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方面。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基础。中国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念、中国政府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在民族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从民族工作培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一带一路”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无论是从情感上、历史上，还是理念和实践上，都向世界证明了追求和平、共同发展的本心。正如《宣言》中提到的，“‘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

　　作者：马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稿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注释：

　　[1]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2003~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3页。

　　[2]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贵州民族报》2015年4月10日。

　　[3]关凯：《中国民族问题的国际叙述》，《对外传播》2011年第4期。

　　[4]胡洪江：《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闭幕》，《人民日报》2009年8月1日。

　　[5]张利军：《中德学者谈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第五届中德社会转型论坛“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立法”研讨会综述》，《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6]《北美土著人权状况堪忧瑞典专家称要像中国学习》，http://news.sohu.com/20090306/n262639552.shtml。

　　[7]贺文萍：《中国经验与非洲发展:借鉴、融合与创新》，《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

　　[8]查尔斯·奥努奈朱：《非洲可借鉴中国处理多民族关系的经验》，http://xz.people.com.cn/n/2014/0812/c138901-21965948.html。

　　[9]施琳：《应对民族多样性的“非洲思路”——“多维度”视域下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治理模式》，《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3期。

　　[10]吴金光、钟伟云、方卉：《埃塞俄比亚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世界民族》1998年第3期。

　　[11]施琳：《应对民族多样性的“非洲思路”——“多维度”视域下的埃塞俄比亚民族治理模式》，《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3期。

　　[12]刘雅：《来吧！朋友 我把中国民族的故事讲给你听——2018“一带一路”民族政策与实践研修班侧记》，http://www.56-china.com.cn/show-case-17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