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是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民问题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翻身解放和共同富裕。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农民问题。1963年7月22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左派希尔夫妇时，指出：我是比较注意农民问题的，也得花十年的功夫才了解全部农民问题，了解了农村各阶级的相互关系[ 转引自《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内部报告）。]。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通过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政治革命，实现农民翻身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方面,既经历了巨大的成功，也走过了曲折的弯路。正是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农民才永远地站起来，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并迈开了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大步。总结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出路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谨以本文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一
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使农民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解放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1944年毛泽东致《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的信中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1948年1月15日他在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人民大众的解放主要是农民的解放，农民的解放就是“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作为一个来自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民的进步知识分子，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74页。]
1923年4月，毛泽东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展农运工作。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会议讨论的问题，“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张国焘：《我的回忆》（上），第273-274页。]
毛泽东真正投入精力去从事农民运动，是1925年回乡养病组织韶山农民运动。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推动了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出版时，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这篇文章他首先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因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因此，他号召“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9页。]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从1927年1月4日开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回击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还指出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到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他还明确地提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同时还“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1936年，他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版，第47页。]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947年，毛泽东总结革命实践经验，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毛泽东将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与中国革命的出路结合起来，将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他为中国农民开创了一条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把农村视为革命的主战场，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把中国农民当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领导农民去推翻不能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铲除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私有，变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个体农民私有的政策方针。这种方针，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方面的一大创造，也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毛泽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土地改革从解放战争时期开始进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彻底消灭了在我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党的土改政策当时得到了爱国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人民的中国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2页。]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地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爱国起义将领卢汉说，土改“关系今后建国的根本。”“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地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的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转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13页。]
土地改革改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持。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7页。]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傅作义通电》，1949年4月3日《华商报》，引自启跃编：《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土地改革使农民政治上获得翻身。韩丁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和克鲁柯夫妇的《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分析了土改对农民的“翻身”意义。韩丁特别界定了“翻身”的意义：“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土地改革重组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强调“普遍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作为土改的第一个阶段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反对恩赐，树立农民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提高群众阶级自觉性，发动阶级斗争，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土地还家”。这种改革，不同意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同于开明皇帝用恩赐办法，“均土地，抑豪强”，实行“让步政策”，而是通过推翻旧政权，代之于人民政权，彻底砸碎旧秩序，重构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社会结构，改变了“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二
获得翻身解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第一步，为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来的中国农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开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
毛泽东是通过实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在生产关系方面，通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现集体化，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共同致富；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农村工业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为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创造牢固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02页。]毛泽东还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是农村伟大光明的前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毛泽东认为农村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早在1943年他就认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明确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是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将长期地存在，但是，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摆脱了前一条道路，走上后一条道路。今后的任务是要尽力巩固合作化制度，同时继续反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0页。]毛泽东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反对各种资本主义道路倾向。
从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国家按照自愿互利和示范的原则，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农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尽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生产力的大破坏，相反粮食连年增长。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农业合作化为农民集体致富提供了组织和制度的保证，实现了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要求，消除了历史上个体农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于所有农民实现共同致富。正是集体所有制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现实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农村的确立，开创了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农村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的道德上的改造。不仅要看到整个农村和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彻底改变，更要看到我国全体农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获得的历史性伟大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改造所引发和造就了我国农民精神上道德上的伟大解放和伟大进步。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思想启发和教育下，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自己身上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从中培养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对促进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
通过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村走上了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避免了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之苦。诚如依附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的，资本主义根本解决不了农业问题。他说：“我们经常忽视的是，当资本主义在它的中心解决了农业问题时，它是通过在外围制造更大的农业问题实现的，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灭绝一半人类才能解决外围的严重农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只有毛主义理解这一挑战的严重性。因此，那些指责毛主义有农民性失误的人事实上缺乏理解帝国主义的分析能力，他们将帝国主义归结为一种关于一般资本的论述。”[ 转引自河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编：《国史研究参阅资料》（2004年合订本〈下〉），第295页。]
毛泽东认为农村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越有利于保证农民共同富裕。所以他1958年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为探索人民公社的具体运行机制付出了无尽的心血。他在谈到为什么要从高级社过渡到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该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由于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发展。成立大队、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36页。]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页。]“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又可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共产主义思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
毛泽东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不仅重视社会革命，而且重视技术革命。1955年7月31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提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由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机械化。毛泽东一贯重视农业机械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195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地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05-606页。]1962年11月29日，《全国农业会议总结》提出：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行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是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也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中心环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54-755页。]1966年6月29日，毛泽东在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中，提出“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能走西方的老路，必须考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的实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提出了农村的伟大光明前途在农村工业化思想。他主张人民公社在搞好农业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使农民就地转化为工人。1958年11月，他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写到：“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 转引自张毅：《对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农业》，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
191页。]同年11月10日他在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写道：“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毛泽东亲自制定，于1958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99、602页。。]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仍然对农村工业化抱很大希望。1966年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1975年9月由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了社队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次会议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赞扬社队企业的一句名言——“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毛泽东对农村工业化的重视，为中国农村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保证，也为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通过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人均寿命更是大幅度提高，享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在20世纪70年代，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和鼎盛时期。1976年，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从1968年的20％上升到90％[ 周寿棋.：《探寻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的发展轨迹》，《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2年第6期。]，由合作医疗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保健被写进了1978年3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江苏农村怎样面对“非典” 》，《人民日报》2003年5月19日。
]虽然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实现中国农民共同富裕，但他建立了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为今天解决农民共同富裕问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农村公社制度，也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虽然这个制度存在着压抑农民积极性的不足，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弊端，但人民公社体制运行了二十多年，保证了国家工业化的进行，极大地推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上解决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的吃饭问题，培育了中国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是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巨大尝试；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我国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避免了两极分化，城市也没有出现贫民窟。
毛泽东建国后探索农民共同富裕出路的实践启示后人，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农村生产力的水平；一定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实现农民的利益，维护农民的权利；中国农村必须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共同致富道路。
农民问题仍然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头等难题。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对我们今天解决农民问题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和历史启示。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失误，就漠视甚至否定毛泽东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艰辛探索。从历史长河来看，毛泽东探索中国农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正确对待的宝贵的历史财富。毛泽东为我们今天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作者简介
龚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建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著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形成的评析》、《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磨难》、《中国道路》、《铁路史话》、《农民运动史话》（第二作者）等多部著作，发表《晚年毛泽东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等50多篇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