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至今，不仅有了自己的发展理论、发展道路与制度体系，而且有了自己的发展周期。在经济上，每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在政治上，每十年为一个建设周期。经济规划周期，形成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发展；政治建设周期，形成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周期是中国在向现代化发展中形成的。这种制度化的周期运行终结了在中国运行二千多年的周期性朝代更替。在这种巨大进步背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成长。此外，改革开放后，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代之以任期制，是制度化政治建设周期得以形成的最重要前提。

　　制度化政治建设产生积极效应

　　制度化政治建设周期的形成，不仅使得中国政治建设能够得到有计划、有步骤的推进，而且使得中国政治建设在每一个周期都有新任务和新追求。在这种模式下，政治建设既不断向前，又有序推进；既紧随民主发展大潮，又紧贴中国发展现实。比较各国现代政治建设经验可以发现，这种发展模式能够产生一种积极的效应：即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但不会脱离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条件，而且还能成为促进现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与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自觉将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动力，不仅努力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寻求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而且努力使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建设方略，以保证民主建设的进程能够与市场经济建设相匹配，从而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起到保障与推动作用。时刻保持政治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建设之间的有机互动，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现代化成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是中国快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法宝。因而，每一个政治建设周期所形成的任务和目标，不是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中国政治发展大目标、大趋势与各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任务所共同决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努力开发中国的民主资源，积极通过民主建设，发挥人民民主的有效作用，来推进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近十年的中国发展是围绕实现科学发展展开的。十六大以后，中国将社会建设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努力通过有效的社会建设，支撑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及时有效地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促进人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提升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内在质量。显然，社会建设的开展，为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空间和实践平台，使得经济建设与发展能够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大框架下得到有效把握、协调与平衡。这样，科学发展就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要实现人、社会与经济生产的有机统一，不是单靠任何一种力量能够解决的，必须依靠多方参与、协调与合作。在这方面，民主无疑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资源。由此可见，科学发展的追求，必然带来对民主的需求；民主也自然成为深化中国发展所必须依靠的重要政治资源。十年来，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的。

　　以民主建设推进中国发展

　　以积极的民主建设推进中国进步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建设的基本形态。十六大以来的政治建设不仅延续了这种形态，且基本上已从用民主建设消除旧体制的弊端，转向用民主建设来建构新体制从而深化改革与发展。这个变化与中国共产党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出发，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有密切关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将政治、经济与文化体制的改革置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之中，以建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建设。可见，从推进国家整体建设的角度推进改革成为十六大之后中国发展与变革的新路径。沿着这样的路径，以推进民主与法治为核心的政治建设，就必须以深化中国发展、推进国家建设全面展开为基本使命。纵观十六大以来的政治建设和发展，用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中国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民民主深化人民在发展中主体地位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表述一方面从根本上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也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基本政治形式。在中国政治中，人民民主既是一种价值也是国体，还是一种制度体系。要实践以人为本，就必须实践人民民主；而人民民主要保证人民成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就必须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全面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这十年中，在发展层面，强调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屏，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制度层面，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四大制度体系；在工作层面，强调一切依靠人民，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二，用党内民主深化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及党的执政能力决定中国发展的全局与长远。2000年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展开，将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建的核心。党的建设要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为取向，全面健全党的执政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取向。执政党承载着凝聚社会、运行国家权力以及治理社会的基本使命。这决定了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不仅要从自身逻辑出发，而且要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逻辑出发。由此可见，在执政条件下，党内民主建设既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也关系到党执政的能力与作为。十六大以来的党的建设和政治建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并先后在党员权利保障、党内选举与干部选拔、党的会议制度与决策过程以及党务公开与党内监督等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三，用协商民主深化国家建设与社会和谐。从国家建设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从社会和谐看，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社会分化和多元化中保持内在的协调与统一。这两个问题，都要求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新的发展，能够有效地用民主建设来解决问题；反过来说，如果能够通过民主建设解决好这两大问题，那么不仅国家与社会都得到发展，民主本身的发展也能获得巨大的空间。为此，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政治与制度逻辑出发，结合中国发展的现实与要求，提出了开发和推进协商民主的战略安排，并明确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共同成为中国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大战略，定位了中国民主的形态，也指出了中国民主建设的努力方向。实践表明，协商民主不仅促进了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内在整合和联系，使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更具实质性地发挥作用；而且使旨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公共决策有了协商机制和协商过程．从而在优化决策体系、提高决定能力和政策质量的同时，大大丰富了人们政治生活的民主价值和意义，增进了人们对党、国家与政府的基本政治认同。

　　第四，用预算民主深化对政府权力规范运行的监督。政府是运行国家权力治理社会的主体，其权力的理论边界由宪法和法律规定，而实际边界则与其拥有的财政权力直接相关。因而，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权力的重要途径。预算民主就是其中最基本、最关键的监督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没有形成预算民主的体制与传统。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服务型政府之根本要求在于政府基于民主的公共预算来决定其服务的内容、形式及力度。十六大以来，尤其是十七大以后，国家在强调推进协商民主的同时，也强调加强预算民主建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完善预算法规和体制，大幅度地推行预算公开和民主预算；其二，加强绩效考核，使预算监督有了绩效考核的依据与基础，从而保障预算民主有的放矢、有根有据。

　　第五，用参与民主深化社会力量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当今中国，参与民主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不断放大公民权利并强化其影响所形成的必然要求。从根本上讲，参与民主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内生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民众的主体性的增强。这种内生性民主，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的吸纳，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否则，就可能成为冲击体制、对抗政府的力量。党和政府正视这一政治逻辑，态度积极，行动有效。

　　总之，十六大以来的政治建设和民主发展，是在扎实推进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进程中展开的，不仅有坚实的基础，而且有积极的现实效应。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对民主建设和发展，增强了自觉性，提高了自信心，不仅充分意识到中国的制度是具有很强民主能力与条件的，而且充分坚信基于中国的政治逻辑所形成的民主在自我开发和创造力上能够有效满足中国变化发展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发展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十六大以来中国政治建设跃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标志；它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民主发展，理论上成立，实践中可行，发展中有效。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