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

　　西南局在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初,邓小平早已预料到反动势力必然会重重阻挠正义的行动。所以,他认为在广泛开展政治争取的同时,要以军事力量作后盾。可以说这是实现和平解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解释这个原则为:没有政治争取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绝对不取的;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的政治争取,也是苍白无力、不能奏效的。[8]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证实了这个原则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实现国家统一,巩固国防,解放军必然要向西藏进军。1950年初,西南局已经为进军西藏做出筹划和准备。刘伯承、邓小平在召集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时,从西藏的民族宗教、历史和现实,以及西藏地方的兵力都作了详细分析。为了实现政治争取,靠政策进军,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西南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做准备。1950年3月,18军先遣部队抵达了西康的甘孜、巴塘地区。而此时,西藏地方当局则以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布防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8月中旬,西南局向毛泽东报告了昌都战役实施计划,18军主力向敌进攻之时,从侧翼迁回到昌都敌后,断敌退路,迫使藏军聚集昌都而歼之,预计10月占领昌都地区。邓小平还指示参战部队:“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仗,要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9]西南局指挥的进藏部队已经做好了敲开和平大门的准备。

　　实际上,西藏当局寻求外部势力的干预,不得人心,而且是徒劳之举。他们派出了“亲善使团”,但在新中国的严正警告下,美、英等国拒绝西藏当局派使团访问。中央政府希望西藏地方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这个决定早在1950年1月20日通过外交部就已公开宣布,可是西藏当局派出向北京“表明独立”的代表抵达印度新德里后,则以种种理由滞留印度。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派员向西藏代表讲明了祖国统一的态度,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指出分裂西藏的错误,并多次催促他们赴京谈判周恩来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度驻华大使馆表明了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态度,1950年9月3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再次敦促西藏当局勿再迟疑速派人和谈。[10]

　　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一意孤行,违背人民意愿,拒绝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反而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①解放西藏的行动只得以战促谈,以战促和。1950年10月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向部队发布了进行昌都战役的命令。

　　10月6日至24日,18军主力和14军一部在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协同下,在昌都地区发起了对藏军主力的围歼作战。解放军分成南北两个集团分别从藏军防御的南起盐井北至国德渡过金沙江发起攻击,先后进行了盐井、宁静、岗托、觉雍、生达、类乌齐等大小战斗,切断藏军从昌都向西、经恩达、类乌齐退往拉萨之路;以及从昌都向南,经邦达、八宿以西折返拉萨,或顺河谷南下逃往察隅方向的两条退路。10月18日我军兵临昌都城郊,藏军于当日晨弃城向恩达方向逃跑,然后又南向邦达、八宿逃窜,最后在昌都以南、邦达以北被解放军包围,20日晨,敌总署机关及四个代本和卫队近3000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全部缴械投降。随后解放军在恩达东南、昌都西南和察雅等地消灭了残敌。10月24日昌都战役宣告结束,解放军歼敌6100余人,打开了进藏的门户,促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良好条件。

　　战役前后,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得到各地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例如,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在194年底就开始组织民众准备迎接解放,18军前指和支援司令部派出部队和后勤人员来到康区后,藏族同胞纷纷投入到了支前准备工作中。仅巴塘县临时人民政府在藏族县长刀登和曾却扎领导下,发动群众制造大木船5只,小木船15只,牛皮船10只;缝制靴子1200多双,普通鞋1300多双;组织骡马运输队,共转运物资27000多驮;巴塘全城17户水磨在不到一个月内为部队加工糌粑4万余斤;动员上万名青年砍柴割草,供应部队;动员了50多名民工组成担架队,随部队进军昌都。同时,协助部队做社会情况调查,对藏军的争取工作,派出可靠人员给宁静(今芒康县)上层和藏军第九代本寄送和平解放西藏的宣传品,促成了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值得一提的是巴塘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东藏民青”选送许多藏族干部到进军部队中,到1951年初巴塘县已向18军输送213人,这批藏族青年在进军西藏和以后的西藏建设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并发挥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特殊作用。[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