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实质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方向。把握新中国60年文化政策的发生、发展的演变历史，了解和熟悉这一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执行国家文化政策，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政策的探索

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五四运动，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研究文化政策学的胡惠林则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和反映的问题：由重估一切价值，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到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由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而对中国文明主体的现代辨认；由文学改良而文学革命，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明神话的顶礼膜拜；启蒙与救亡、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西化与中国化、问题与主义等关系的认识，等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政策的主体框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政策的全部基础。在后来的新文化实践中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中，许多内容都萌芽于这一时期。[1]

在大革命过后的1927年-l937年十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1930年“左联”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展开。瞿秋白和张闻天是这一时期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们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和思想资料。当时的鲁迅对中共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左翼文艺运动方针、队伍建设、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思想影响、理论倡导和建设，到有组织地实行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左联”的成立，“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构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2]。“左联”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中国“现阶段”文化性质和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方向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点。他还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依据是“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全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他总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胡惠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提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为中国文化政策现代建构的实现，建立了完整的政策理论体系。[3]

1942年5月，毛泽东以“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为核心命题，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文化态度和政策主张，明确宣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这一《决定》第一次使用了“党的文艺政策”概念，确认了《讲话》作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合法地位。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完成了从感性实践到理论系统的飞跃，标志着完整的文化政策形态的确立。

二、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初步探索

建国以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共产党不断探索和调整党的文化政策，并取得了有益成果，但由于政治上长期存在“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对社会主义这种崭新的制度形态的本质认识还不充分，理论准备还不充足，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些甚至是严重的失误。

1．1949年-l955年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主要采取了改造与建设两翼齐飞、破立并举的政策，一方面对旧的文化进行改造，破除旧文化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倡导文化创新，积极进行先进文化的建设。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适应当时社会的特点，对巩固建国初期政权、整合社会、动员民众共同应对国外压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等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文艺领域里执行的这条教条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路线，却给文艺界带来了比较沉闷的局面。[4]1951年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批判。l954年、l955年分别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思想运动，到后来超出了思想运动的范围，发展成严重的政治斗争。

2．1956年-1965年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在正确与失误两种倾向一起一伏中前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来临，l956年，着手进行了对过去文化政策的调整，比如，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确估价，“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l956年提出、1957年重申的“双百”方针。但好景不长，国际上的反共潮流的涌起和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使党的领导人在文化问题上重新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文艺成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沉闷的局面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化领域也开展了一次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全面、自觉的调整。[5]l961年在文化领导工作中提出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原则，196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承认知识分子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文化政策在60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丝好转。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文化政策再次“左”转，到1966年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倾向完全占据上风，党在文化政策领域里的探索便告结束。

3．1966年-l976年被颠覆的文化政策：随着1966年政治气候的完全“左”转和一帮阴谋家的上台，真正的文化便不复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政治权力，在文化领域里实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大批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身心遭受无情的摧残。文化创作被彻底打乱，原有的文化机构被彻底改组，“八亿中国人，八个样板戏”，整个文化生活几乎窒息。整个“文革”十年，是文化停滞和倒退的十年。尽管在1975年进行过短暂的调整，但随着邓小平再次倒台，这次调整如昙花一现，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6]

三、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重构

1．政策回归

“文革”结束后，伴随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政策观念变革，把颠倒的文化政策重新颠倒过来，已成为历史与人民的必然要求。l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过去的文化政策得到调整，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根据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发号施令；文艺领导工作必须抛弃衙门作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还艺术民主与自由于作家、艺术家等一系列文化政策终于回归应有的位置。l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l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四次文代会的精神得以合法化的政策确认，并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政策重要构成之一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全面落实，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政策主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彻底纠正了几十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

2．主导原则

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同时，一股以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开始泛滥。1981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既要反“左”、也要反右的方针，鲜明地表明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主导原则的立场。其后围绕《苦恋》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和价值冲突，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对各种精神污染现象的公开批评等，更加深了社会主义文化政策主导原则的重要意义。在文化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和批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的同时，开始重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价值体系的努力和执著。在20世纪80年代，四项基本原则和自由化的对立与冲突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不仅仅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场学术之争，而且主要也是一场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政治斗争。

3．领域分离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指导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活动领域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为中心融为一体。文化的教化功能长时间被过分强调，而文化的审美、娱乐等功能则往往服从于政治需求而被轻视甚至忽略。文化未能实现相对“独立”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从所谓的“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7]的转体，政治、经济、文化成为相对分离的三大独立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和政策日渐浮出水面。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使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政策建设获得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理论支点。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继第四次文代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比较全面地阐述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及其理论的文件。《决议》从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从而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理论域面。l99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三个必须”和“三个不允许”的政策要求，明确地表示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政策态度，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所亟待回答的几个原则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政策目标进一步作了整体性的政策揭示和政策规定，并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提高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高度，这在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它不仅说明了文化建设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反映了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文化，已经从理论和政策的探索，走向理论和政策重构的成熟。而如此全面、系统地在党的代表大会的主报告中，从党的基本纲领的高度出发，就政策背景、政策理论、政策目标、政策对象、政策价值等，整体性地阐述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这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8]

四、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完善

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社会进入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带来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从外部促进着党和国家对文化的自觉和认识的深化，催生着文化政策全面转型。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9]从文化发展内部看，我国文化发展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远远超越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这一理论限定，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定位和取向明显地表现出国家文化管理意志和文化利益分配的制度性转型。

1．文化经济化推进文化政策体系建构

所谓“文化经济化”，是指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入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这就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人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文化产业就是文化市场化与文化经济化发展的直接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元政策”，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经济功能日益凸显，文化的产业属性得到认可，过去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配角业已成为前台主角。从l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1980年深圳出现第一家歌舞厅开始，各类文化消费场所、文化产品与服务大量出现，文化市场从沿海开放城市迅速蔓延至全国。与此同时，文化部门本身也在文化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政策性调整。改革开放伊始，允许国有文化事业单位放开经营活动，“双轨制”开始出现。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l979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接着，文化市场也渐次向国有文化部门之外开放。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确认“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文化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骤然升温，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从经济结构看，作为现代第三产业的主力军，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加快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看，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文化产业兴国战略，伴随经济全国化的浪潮，国际文化竞争迫在眉睫，应对国外文化竞争，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动机。当然，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我国动漫游戏产业、创意设计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以快餐式消费的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庞大的文化产业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政策层面对文化产业“合法性”的确立，自然是一个十分快速的过程。1998年，国家文化部设立“文化产业司”，我国正式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范围和工作体系，文化产业被纳入了国家的政策视野。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里第一次提到“文化产业”。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2001年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评价到：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见诸报端的概念，第一次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我国下一个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文化产业”一词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的发展活力”，“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6年9月，《国家“十一”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发展文化产业从产业形态、产业布局和结构、增长方式、市场主体、产品流通组织形式和流通方式等作出详尽的部署。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对如何发展文化产业进行了精辟论述。其间，从中央到地方，涉及众多行业、领域、种类繁多、层级不同的文化产业政策迅速推出，全国各省市纷纷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形成了一个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和发展的高潮，包括总体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在内的、完整的文化政策体系正在形成之中。

2．文化福利化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从社会保障上讲，所谓文化福利化就是要把国民享受文化服务的权利普惠化与均等化。文化福利反映了政府、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情况，文化福利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是否完善、能力大小如何的重要标尺。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说法，是伴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方向而出现的。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出现了“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样的表述。2006年，在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更将“公共文化服务”专辟一章，置于“文化产业”之前，并以相当详尽的内容，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至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被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政策，正式出台。2007年，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关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进一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突出抓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继续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2007年6月，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8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提出要按照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则，努力建设以公共文化生产供给、设施网络、资金人才、技术保障、组织支撑和运行评估为基本框架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国上上下下，开始掀起一股持续至今的公共文化服务研讨与建设的热潮。从已经颁布的国家以及各省市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可见，一个包括了文化政策各种类，注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注重文化的公共性的当代中国公共文化政策体系，正在显露雏形。

(作者为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省级机关分校科研处，四川成都610017)

参考文献

[1][3][8]胡惠林．文化政策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0—203，208，246．

[2]周扬．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人民日报，l980—04—02．

[4][6]蒋积伟．建国以来中共文化政策述评(1949—1976)[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1)．

[5]夏杏珍．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次文化政策的调整[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6)．

[7]王南锑．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M3．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l998．107．

[9]向冬梅，邓显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演进(J]．探索，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