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彻底改变，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转型与重建，其中包括文化的转型与重建——具体而言，就是由旧中国的多元文化向新中国的一元文化转进，其中涉及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建设指导思想、文化理念、思维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全面探讨新中国之初的文化转型，涉及问题太多，非一篇文章之力所能及。因而，本文仅想就某些问题谈点看法。

一、文化重建的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根据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新中国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便提出的主张。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首先进入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自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旧中国的文化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可以从各个方面加以审视和概括，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对1949年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必须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转变和重建。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文化是一定政治、经济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政治与经济；一个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也必然占统治地位。那么，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成功后，文化上首先必须清除的便是封建的、买办的文化，而要建设的则是反帝反封建的或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换句话说，旧文化必须从总体上被新文化所否定和取代。至于各种具体文化形态如文学、艺术、学术等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延续或断裂程度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它们与意识形态的距离远近，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延续。实际上，随着日后对文化改造日益强烈的诉求和文化政治化的加剧，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笔抹煞的(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展开分析)。
　  如果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构成了文化转型与重建的第一个层面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唯一指导思想或者说主导意识形态，则构成了第二个层面或更深的层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就确定了的方针。问题很清楚，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需要“武器”，这个“武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况且，这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或必然延伸。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在新中国之初如果说有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型，那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是否又存在一个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型？就笔者看来，后者是不存在的或基本上不存在。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或者说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文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转型和社会主义改造几乎同步，通过1950年代的文化转型而确立起来的新文化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后没有实质性变化，从指导思想到实质性结构与特征均是一致的，虽然一些理论提法有调整和变化。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清楚，故无需多言。
　  新文化的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的原则，如人民文化、人民艺术、人民教育等等是当年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向往的新文化形态是“人民的文化”，即劳动人民实现文化翻身，文化向劳动人民敞开大门，为劳动人民服务，打破知识精英垄断文化的格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人民是一个高度政治性的概念，只要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似乎就有了道德、正义的无限支持和力量。那么，什么是人民文化呢，实际上很难制定出具体的标准，笼统地讲就是表现或赞颂人民的，并且为人民所愿意并且能够接受的文化。这样的标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多大意义，那么，谁掌握判断的权力，当然是执政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主要指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人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农及其子弟兵(工农兵)文化。当然，人民文化或工农兵文化这一概念是富有弹性的，但核心要求起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充分彰显和赞颂工农大众崇高的历史与现实地位和作用，并且为他们所喜闻乐见；服务于新国家新社会建设，服务于工农业生产；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符合阶级斗争理念、符合革命理论革命思维等。这些要求可以通过新中国建立前后一系列文化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会议得到证明。
　  五四以来，文艺一直立于革命文化运动的潮头，建国后更成为政治气候的风向标。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的召开为契机，开始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综合会上党中央和文艺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一言以蔽之，即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设工农兵文艺。其样板是作为“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语)①的解放区文艺。同时期召开的教育、新闻、社会科学等工作者全国代表会议筹备会，主旨与文代会基本相同，只不过没有那样鲜明和具体而已。
　  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需要新思想新理念，需要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更新，用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的话说，就是“必须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各种基本政策”，“必须经常指出，在文艺上什么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什么是我们所要反对的”②。实际上，其他文化领域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中共看来，只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有效地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重建与整合的基础、指针，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必须建立和巩固。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便不失时机地被提上日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于百废待兴的实际工作，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政策相对低调，基本上是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社会大众中反对和批判被认为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组织相关人群学习、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达到首先在政治上认同或拥护共产党的目的；并且强调目前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要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当然，对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清理和批判，不可能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应用。如前所述，批判需要“武器”。最初，执政党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但尚没有“任务”的钢性。所以，一些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仍能公开宣泄，如北大教授罗常培提出，共产党的政治学习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毫无二致：“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将来也希望如此”，“过去我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党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③
　  进入1951年后，情况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此时，新政权在全国已获初步巩固，革故鼎新的各项实际工作已步入轨道。马克思主义作为新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开始落实。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责之一，就是领导和推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对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同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严厉批评和质问一些共产党员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惊呼，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④。这场批判对新中国文化界震动巨大，其深层意义在于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和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艺创作和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批判昭示了新的文化评价标准和文化发展趋向。一种文化产品只有能够经受住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才会适应新国家的要求，否则难免犯错误，甚至已经犯错误而不自知。
　  如果说批判《武训传》是通过对某个文艺作品的评价表明中共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决心，那么，同年5月23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明确了“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他的讲话依据政治上敌、我、友之分指明思想战线上肃清与批评的对象：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的思想体系”，即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地位，才能保证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胜利⑤。此后，在全国范围的政治学习与政治教育中，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与普及，对各种被认为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渐渐多起来。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以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构成重要内容。
　  从1952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正式公布。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决策，对思想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看来，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顺利完成需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积极配合。思想文化战线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翼，必须起到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发展，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的作用。既然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上讲是以资本主义为对象，既然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更是顺理成章了，彻底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更无可顾虑、无可犹豫地进行了。1954年后连续发动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撇开其具体评价不论，可以说都是上述指导思想的体现。在批判的高潮中，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3月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⑥
　  自1951年开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到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可以说一浪高过一浪。以地区而论，它是全国性的，同时又以城市为显著；以社会群体论，它是全民性的，同时又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重点。学习和普及的方式灵活多样，有集中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培训，如各种革命大学、军政大学、训练班等，也有业余时间的学习和培训，如各种夜校、学习班等，有固定时间的政治学习，也有结合重大运动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而临时安排的学习。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要求也不同，对于普通农民、工人，主要是结合土地改革、贯彻婚姻法、合作化、企业的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等运动，向他们灌输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启蒙。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要求进行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包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毛泽东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等。
　  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确立过程中，分布于不同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术骨干队伍的作用不可低估。如哲学界有艾思奇、李达、杨献珍等；历史学界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经济学界有沈志远、许涤新、王亚南、王学文、洛耕漠、千家驹等；文艺界更有一支颇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这些专业队伍在研究、诠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专业问题方面起着向导和示范作用。没有这支专业队伍，文化转型就会浮在表面而难以深入、持久和定型。

二、转型的动力机制之一：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作为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角色，决定了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重建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转型既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石为指导，那么，就必须让知识分子逐步接受和服赝这一理论。实际上，在1949年到1950年的所谓“学习年”中，执政党已经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从当年文献和日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对中共并不了解，但抱有同情。其前提是国民党太腐败太令人失望，那么推翻国民党的政治力量便是值得期待和肯定的。况且，新政权建立之初所表现出的励精图治精神和短期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那样的显著和惊人。另外，不能忽略的是，新政权意味着新机会，因而努力理解和响应新政权的政策和要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也有些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同时又有着浓重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期待新社会的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思想与政治统治前景感到惶然、茫然。因为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一直是他们价值观中的神龛。当然，民族复兴与国家强盛同样在他们心目中享有神圣的地位，并在很多时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而推翻腐败旧政权的新政权无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由知识分子虽然心仪美、英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弊端特别是贫富差距却也早有认识。“十月革命”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苏联的经济民主加英美的政治民主。这种看法，我们可以在张东荪、梁漱溟等人的著作中读到。这种认识的幼稚性自不待言，问题是这种看法很可能在他们的心理深层起着缓解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紧张、冲突作用，起着促进认同新政权的作用。
　  不管怎样，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响应甚至积极响应执政党的。从当时的报道和文献看，很多人在学习总结里都以刚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ABC作为标准，衡量和检讨过去，这种检讨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检讨“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教育而教育”、“为艺术而艺术”等被认为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认识文化教育的阶级性或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联系。二是检讨脱离实际、钻象牙塔、只考虑自身兴趣的倾向，表示日后要努力面向国家建设，服从国家需要，加强组织、协作与计划，把教育、科研、文艺创作等同现实同工农业生产密切联系起来，反映和解决国家建设中提出的问题，走与实际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三是检讨诸如“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历史观，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是靠工农养活的，因而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看问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四是批判买办的洋奴思想，摈弃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崇拜，同时努力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学术与思想成果。五是决心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俾能掌握其观点与方法，改造和重塑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由此不难看出，知识分子的动态与执政党的要求是丝丝相扣的，知识分子在积极调整自我以适应新国家新社会的要求。然而，在执政党看来，这种变化和调整的速度太慢、目标要求不高、对旧有价值观乃至生活与行为方式的震撼力太弱，所以有必要来一场集中的更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一场遍及全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搬上了新中国的舞台。这场运动的概况为学人共知，无须多谈。笔者仅想就运动中色彩浓重的文化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与文化转型的关系谈些看法。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明确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坚决拒斥上。中国传统文化在封建主义的“桂冠”下自然被否定掉，这一点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的，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这一直是一股强劲的思潮。问题是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化(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也基本上被否定掉了——它们或者被视为买办的或者(也是更多的)被冠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当然，对于后者也多多少少承认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性。但是，相对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坐标来讲，它们是改良主义的或者充满着动摇性、妥协性，最终都会对革命发生妨害作用。中国的现代文化是在吸收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方主要国家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元凶。于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学术艺术就与帝国主义有了纠缠不清的关系，买办的或资产阶级的标签似乎就有了贴上去的充分依据。
　  与对旧中国和西方文化笼统否定相联系的是知识分子在小资产阶级“原罪”下的彻底自我否定。中国共产党认为，知识分子的主体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就必须从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性出发来检讨自己。而小资产阶级思想从体系上说是资产阶级的。按照这个逻辑，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便是从小资产阶级队伍迈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关键。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得越彻底，迈进无产阶级队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怎样体现清理的彻底程度呢？从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看，其共同特点是对个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生经历几乎全盘否定，包括价值观、学术艺术成就甚至人格(从一出世他们就“错”生在了剥削阶级家庭，然后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然后自觉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买办阶级服务)。他们迈出的每一人生脚步、做出的每一重要选择几乎都是个人利益、名利思想、崇洋观念、改良主义、动摇投机、自高自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驱使下的产物，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来讲没有意义甚至起着阻碍作用。为了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决心，对自己否定得越彻底越好。一句话：解放前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艺术生涯了无意义，有的只是错误甚至罪过。只要没有直接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就必须深刻检讨。
　  当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于新中国的文化转型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使得本来复杂、缓慢、充满冲突与交融的文化转型更容易地变成了一个迅速、一边倒、排他的过程，从而不能不影响新文化的生机和繁荣；另一方面，它对于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绝对指导或领导地位，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对于知识分子进一步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正是由于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才进一步感受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和重要⑦。

三、转型的动力机制之二：思想批判运动

　  新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也是思想批判运动此起彼伏的过程。思想批判构成了当年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机制。在当时看来，真理只能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科学的理论指导下，才可能产生出好的精神产品。而马克思主义要为人们广泛接受，就必须批判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抛弃对它们的信仰。在中国，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体系主要是被定性为封建主义的传统思想和源自西方的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本上是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上，可谓“臭名昭著”；而资产阶级思想就不一样了，它曾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别垂青。因而，在文化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批判被认定的资产阶级思想便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张旗鼓地批判和肃清封建、买办思想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批判也开始了。文艺界大体上是启动最早也最为人瞩目的领域。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就提出文艺界30年来存在两条路线的论争：“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⑧。文代会后不久，文艺界先后围绕着“可不可写小资产阶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些讨论反映出在如何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一些作家试图保持以往文学审美旨趣的追求与新文艺规范之间的内在紧张。其结果是，主张也可以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强调文艺自身重要性的观点，被扣上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的帽子，遭受不同程度的批评甚至批判。
　  当然，对文艺界和社会震动最大的还是1951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欲借批判《武训传》，在全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中树立革命者的社会与历史观：文化教育从属于政治经济，劳动人民文化上的翻身是以政治经济上的翻身为前提的；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使劳动人民翻身，改良的道路行不通。由于毛泽东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对立框架中批判《武训传》，所以在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批判运动中，声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历史观、教育观成为重要内容。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艺讨论的先例。它表明文化转型开始突破政治学习的外层而进入文化内里，政治权力开始强有力地直接地介入文化实践。当然，借助政治权力推动文化转型向纵深发展的还是自1954年开始的声势更为浩大的几场思想批判运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总目标出发，对文化尽快完成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社会主义革命从理论上讲是以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对象的，所以，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或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的斗争，被认定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两大阶级之间斗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宣判死刑后，彻底清除和批判其思想也就势在必然了。
　  通过1954～1955年接连掀起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对胡风文艺思想、对梁漱溟思想等的批判运动，使知识分子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它们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显著不同。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例，这场批判涉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通过批判，通过将实用主义放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下审视，在一系列问题上显明了两者的不同，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应观点，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对待历史问题、文艺问题、教育问题的基本态度——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从阶级根源和阶级斗争入手进行考察和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权和民主等方面的基本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旧的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政权更迭，民主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等等。
　  但是，毋庸讳言，在暴风骤雨式的以政治宣判为主要特征的批判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应用存在着明显的教条化、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具体化为一个个的标签、框框，什么观点都要追究它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上的思想根源，追究它体现的阶级性，什么问题都要寻找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和阶级利益。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那么，回避这一问题，或者在这一问题上说法不同，就是唯心主义的，而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原因，那么不提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甚至提出历史发展的多元作用论，或者认为“无尽的意欲”(梁漱溟语)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原因，就是反科学的因而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么不提或者没有突出这一点，甚至相反突出某些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那么就是英雄史观。总之，对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文艺问题等等，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界说才是正确的，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界说则都是错误的，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和抛弃。同时，马克思主义被当作一个封闭的、排他的体系，似乎与其他思想理论只有对立和冲突。这实际上是由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出发，走向了要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的境地。
　  无论是对俞平伯的批判，还是对胡适、胡风、梁漱溟的批判，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服务于清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政治要求。“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它不但和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因而是反科学的反动的，更重要的它是阶级敌人用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或手段之一⑨。既然如此，一旦某个人物被认定为唯心主义的代表，一旦某种学说被认定为唯心主义的典型，那么等待他们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指望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价是不可能的，指望批判者持一种客观、讨论的立场和态度也是不可能的。  “一边倒”、全面否定或者几乎全面否定必然成为特色。因为政治批判要求的是一清二楚的是非判断，能让人义愤填膺的效果，将对手置于死地永无复生可能的手段。温和的、宽容的、承认对方也有可取之处的学术讨论态度与政治批判的要求显然背道而驰。问题很清楚，既然这些批判斗争都属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严重的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的原则——你死我活、是非分明、坚决果敢就自然要得到体现。能对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思想讲公正吗？对待阶级敌人、对待非无产阶级思想，当然是否定得越彻底越好。于是，特定的推导方式、论证方式产生了，它在尽最大的努力否定着批判对象所拥有的一切，特别是彰显它所具有的反动政治意义。例如，胡适力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要先大胆地肯定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然后根据这一需要去小心地搜求证据；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为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资本主义需要统一的市场，这就需要一种老百姓能用能懂的语言，等等。再如，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为了抗拒“五四”运动后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他强调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屈己让人”，就是叫人民不要对反动政府进行革命，工人、农民不要对资本家、地主进行斗争，等等。按照这种思路和推导模式，学术艺术问题都有特定的政治意图，都同政治斗争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学术被充分政治化了。被充分政治化了的学术，便不可能有学术艺术问题和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的明确界限⑩。知识分子在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迫地接受了这种学术政治化的取向，并逐步学会了这种取向下特有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即先有结论后搜求证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简单明了的判断或“标签”解决复杂的学术艺术问题。不仅如此，上述批判运动又是在促进学术发展，促进学术艺术问题自由争鸣的名义下展开的，这就使知识分子更加搞不清楚学术艺术问题同思想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哪里，学术批判、思想批判同政治批判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角度看待学术问题，或把学术问题权当作政治问题，就是比较保险的，立场上不会有大错。这对于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无疑会发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当然，我们说上述批判运动中存在着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批判都是简单武断的，也并不是说其中没有学术批判成分。实际上，情况很复杂，有些批判从学术上讲确实切中鹄的，有些批判则准确地捕捉到了对方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问题与缺陷，这在对胡适、梁漱溟等人的批判中均可以看到。问题是，相对于政治要求而言，学术批判降到了从属地位，它必须服务于政治要求。如果学术批判的内容正好切合了这种要求，当然要充分发挥其效力，如果学术批判所持有的客观态度和基于这种态度之上得出的结论不利于政治目标的实现或者对政治目标的实现无益，那么就不但要舍弃它，而且还要改变它。
　  通过连续不断的思想批判，一些观念开始在学术文化界牢固地树立起来：对于社会问题与历史问题的界说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或者基本错误的，如果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仅是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无论什么样的理论、观点都逃脱不了或者是唯物主义或者是唯心主义的归属，凡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好的，就应该肯定或基本肯定，凡是唯心主义的就是反动的，就应该否定或基本否定；无论什么学术艺术观点都有其阶级根源，都同政治斗争相关，因此学术研究、艺术创作必须突出阶级性、党性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应用，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它来自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与他们不同或相反的解释和应用，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伪马克思主义者，如胡风即是(11)。
　  这里反映了一个深层的问题，即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见长的中国共产党将以对抗和“打碎旧世界”为主要特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平移到文化领域。革命要求分清敌友，因而文化领域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阵营；革命要求明确、果断的判定，一清二楚的是非标准，因而文化领域必须对各种观点进行正确或错误，真理或毒草的明确判定；革命要求有统一的思想，因而文化领域内必须在重要问题上有一致的见解，有一个不能动摇的权威界说；革命要求的是反抗，是斗争，因而学术研究只有彰显过去文化传统中的反抗性、人民性才是正确的，申说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趣味”和“诙谐”(如胡适)，提炼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调和”与“中庸”(如梁漱溟)，如果不是错误，就是别有用心、故意歪曲。革命要求嫉恶如仇，除恶务尽，因而文化思想领域内对唯心主义必须彻底否定，彻底清除，绝不能犹豫、怜悯，否定的同时还要对它留有肯定的话语。
　  实践证明以革命方式处理文化问题、思想问题，会扼制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因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正是在多元精神产品的相互激荡、磨砺、融和中实现的。以革命方式处理文化问题，反映了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即特别强调在阶级社会里文化是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不存在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化。在这种理念下，将文化的政治效能置于至高地位，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为第一位，便顺理成章，文化与学术的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趋势也就难以避免。

四、组织化与单位化：文化转型的制度保障

　  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界派别丛立，思想和政治倾向复杂不一。尽管各种政治力量曾进行过动员与组织的努力，但在1949年前从未有过成功的整合。执政后中国共产党没有放弃这一努力，并通过集中有效的体制建构达到了目的。
　  首先是在党的系统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对文化与意识形态实施着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格外重视，1951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明确各级党委宣传部的职责，即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领导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组织党内外理论工作者的活动，拟定党关于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出版的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实施。指示还要求宣传部领导正确使用如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12)。正是通过宣传部及其构织的宣传网络，中共有力地主导着新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党的宣传系统相对应，从政务院(国务院)到地方政府的各级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具体组织实施各项文化建设事业，从而保证着文化转型的落实。
　  其次是文教事业组织化、国家化，知识分子单位化、公务员化。新中国建立不久，重要的文教机构，如各类中学、高等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科研机构等，逐步地基本上或实质上国有化或国家化了。此外，就是文化团体实质上的国家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专讲了组织问题，提出：“不仅成立一个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的联合会，还要分部门成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以便于工作，便于训练人材，便于改造(13)。会上及会后文艺界进行了集中的“组织建设”，其中，以1949年7月成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为最高级别组织。它采用团体会员制，所属各团体会员组织有作家、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协会。这些团体在地方均设立分会，形成了一个组织健全、规章明确的系统。虽然它们属于“自愿结合的群众团体”，但其运行靠国家财政拨款，其主要负责人虽为最著名的文艺领袖，但真正的权力核心则是设在其中的“党组”或“党支部”，所以实质上是官方或准官方、半官方组织。文艺界之外的文化团体如中国史学会、哲学研究会、政治法律学会等，大体上与文联类似。与组织化进程相对应，知识分子进入各种各样的单位，获得新的身份与存在方式。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多元文化空间下，还能进行卡尔·曼海姆所谓的“自由漂移”，较为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地点、学派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群体由国家“包下来”，并迅速地单位化，成为各种文教机构和团体中有着固定岗位拿着国家工资的“单位人”、国家干部。他们只能生存在由学校、新闻出版单位、科研机构和各种协会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由执政党或政府强有力地主导着的体制内，体制外几乎没有生存空间。知识分子的这种单位化和公务员化，使传统意义上的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不复存在。国家通过文化整体的组织化和知识分子个体的单位化，实现了对文化界的掌控和对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导，从而为文化转型提供着组织和制度保障。

五、余论

　  大体上到1956年前后文化转型初步告成，这主要表现为，被认为属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受到较系统的批判和清理，如果日后它们还有被介绍和认知的价值，那主要是作为批判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学术艺术研究与创作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牢固确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例如，在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对中外哲学遗产的分析，必须突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或“两条路线”，显明各家理论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等方面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所反映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等等。又如，在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总览历史的发展，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透视历史，突显历史中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突显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等等。再如，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总方针，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被确定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文学艺术的新范式奠定：一方面颂歌高扬，即以鲜明的政治主题、思想的正确、意识形态的纯洁为先决，追求“生活本质的真实”，充满激情地歌唱、颂扬和描绘往日胜利的革命斗争，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新政策、新生活、新气象，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革命领袖，美好的前景，“大团圆”或“准团圆”的结局，充满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向上的气息；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努力大众化，从叙述结构、表现方式到语言，努力做到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由此可见，文化转型后一元化文化形态在方方面面的体现。
　  其次，新中国之初的文化转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外源性的而非内源性的。也就是说，它主要不是随着社会变迁而由文化自身的调整和新陈代谢完成，而是一个政治权力主导、意识形态灌输、舆论宣传引导、精神压力累加之交互作用的过程。虽然，执政党在理论上承认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变化的缓慢性，但在实际上则希望并力图实现整个文化的迅速转变和重建。于是，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思维及其支配下的惯常做法被平移到文化领域，而知识分子作为一般情况下文化转型的主体角色不仅未能呈现，反而成为文化转型中的被批评甚至批判的对象。新中国之初文化转型的许多特征或问题均根源于此。
　  第三，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建构了一种以批判为特征的文化形态，或曰“批判型文化”。这种批判型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以往文明成果的客观检视，而是政治强力干预学术文化的结果。一般来说，正常的文化批判是文化发展创新的动力，而新中国的这一文化形态则以文化批判为表，以政治批判为里，其新陈代谢不依赖于文化自身的内在调节，而以权力干预机制的效能为大要。在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中，批判成为头30年一以贯之的基调，虽然其间也有短暂的弱化期，文化学术领域的诸多问题都被看作是阶级矛盾与冲突的表现而以政治方式裁决，从而扩张了国家权力，消解了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实现了文化与政治的高度叠合。对于批判的效能，当年中共中央明确“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14)
　  第四，文化转型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或者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粘边的东西成为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的“明星”，成为最具负面象征意义的词汇。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其后的思想批判运动中，名目繁多的“旧思想”大多是被放在资产阶级的标签下遭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时成为中国社会出现频率最高、滥用程度最高的名词之一。那么，什么才是资产阶级思想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极端含混的概念。为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所欣赏、所信奉、所传播、所研究的现代文化成果大多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构复杂的文化体系中，哪些是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因而是应当抛弃的，哪些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因而是应当继承的，这里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清晰而万能的界限。硬要树立一个界限，就很容易导致武断和简单化。固然，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使知识分子头脑中有了要分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观念。但是，是否列举出几条原理和几种现象，就算分清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呢？或者说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是否就体现在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为谁服务等几个方面呢？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划分就那么泾渭分明吗？季羡林先生在1993年回忆说，当年他曾经虔诚而努力地要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然而直到今天他也说不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15)。“资产阶级思想”在新中国的境遇恐怕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在于当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文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我只是从某些视角出发就某些问题谈些看法，远非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