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最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面对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复杂的多样性的经济成分并存、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④“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⑤
从实际出发，在经济上，列宁提出了要正确看待和利用商品货品关系，正确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在政治上，列宁既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又提出了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根本任务。由于社会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事物，缺乏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又由于列宁的过早逝世，很多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但是列宁“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论断，对于“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的习惯思维所具有的解放思想意义，影响至今，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社会主义成为现实后第一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卷，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列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继续列宁开创的事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的比较系统的观点和看法，在实践中建立起了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的形成，是与前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相适应的，为了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应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战争威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下迅速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一个历史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一种实践形式，有着客观的历史根据，不能将它简单地看做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曾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甚至对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以后，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和二战以后发展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都起过重要的示范作用。在这个模式下，苏联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
但是政治上缺乏民主、经济上缺乏活力，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助长个人崇拜，容易产生官僚阶层和腐败现象，始终是“苏联模式”潜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变化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这个模式在长期的运行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革而逐渐走向僵化，使得苏联共产党后来在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应对世界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常常处于被动局面。
这些问题与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简单化的趋向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问题延伸到了思想文化领域，而思想文化领域问题反过来进一步从观念形态上肯定和强化了经济和政治体制运行中的弊端，形成了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认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⑥这个分析，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其次，“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建国以后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有着深刻教训的根本问题。
1956年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它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基本的公有制形式为基础，允许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而存在，在强调国家计划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价值规律在一些经济领域的调节作用。这个体制具有“苏联模式”的特征，同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客观地分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确立了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26年之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1957年以后发生的“大跃进”，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左”的错误，没有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改革和调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片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全面专政”，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模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人民群众的思想中造成了混乱，其结果，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力。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⑦这是“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根本原因。
最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贯穿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始终的核心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艰苦探索的结果。
早在建国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了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问题的重点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当年9月党的“八大”，再到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短短的一年，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理论成果。毛泽东在审阅八大报告稿时写道：“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⑧
由于前面所讲到的历史的原因，这个正确的探索方向很遗憾地中断了。我们希望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但是还是以新的形式重复了前苏联的一些教训。总结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没有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大问题，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为根本，这个问题不清楚，就不可能解决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然，正是因为它是根本性的问题，涉及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时俱进的理解和把握，涉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但是能不能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需要历史的机遇，二是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从历史上看，历史的发展将这个问题提到人们面前的时候，往往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甚至危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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