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确的方法。这里，我再举几条古人所说的话为例。清朝初年，几代皇帝都重视修明史。当时负责修史的学者认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为修史者出发点有偏颇。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为修明史而写了一篇文章给大臣们看。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我认为，“秉公持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讲要肯定老一辈领导人的功绩，并不是说要隐瞒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过去写史书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书》的作者北齐人魏收，他公开宣扬以个人爱憎臧否历史人物。他跟别人说，什么人敢跟我作对，我写历史的时候就没有他的好处。他扬言：“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资治通鉴·梁记二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74页。。所以，《魏书》写成后，有一百多人上书投诉他，被人称为“秽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时，还修辽史和金史。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他问道：“修史以何为本”？大学士揭傒斯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他主张“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元史·列传》第六十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5页。这讲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讲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颇。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学士们一起谈论修史，认为修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说《宋史》、《元史》“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评当时史官“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认为修史应当“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清通鉴》（5），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7页。。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对待国史研究和评说，自然应该“秉公持平”，应该“重良心”。如何对待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业，用什么心态来研究他们、描写他们，确实有个秉公问题、良心问题。

　　下面，我想借这个机会再谈谈对学习延安精神的一些认识。延安精神究竟应该怎么概括，如果条分缕析，可以提出数十条、上百条，甚至更多的概括。我认为延安精神是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简单化地概括成几条，不一定全面准确，还可能给人以误导。前些年，曾经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精辟地概括成几句话。如果真正抓住这几句话的实质，确实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毛泽东思想。但假如一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知之甚少，难以理解这几句话的深刻内涵，就有可能以为毛泽东正确的东西只有这么几句，其他都是错误的。对于延安精神的学习，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延安精神，就要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党中央和老一辈领导人在延安那十几年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热火朝天、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了解前辈们应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正确总结出来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和宝贵的经验教训。结合当前的情况，对于学习延安精神，我想强调以下几条。

　　第一，要弘扬延安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延安精神有很多条，归根到底，核心是革命精神。党中央在延安十几年干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谋的是什么？首先是革命。这个革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现在有些文章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讲社会主义，以各种名色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以为只要谋发展就够了。在一些人眼里，共产主义不只是很遥远的事，根本就是不可行的路。这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的目标、理想、信念的动摇。在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还处在艰难困苦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胜利，社会主义的门还没有迈入，但那时候的广大党员、革命战士甘愿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更为遥远了吗？延安时期革命队伍中很多人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他们不要说看不到共产主义，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够走向共产主义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延安精神，首先要学习那时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不仅要有奋斗的目标，还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概。我们要以这种精神，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而不是舍弃这个目标，或者空洞地说说这个词句而不为通向这个目标而奋斗。我认为，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就在于革命性，如果丢掉了革命性，就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