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历史转折，关联着今天的发展情势，影响着明天的发展方向。在历史长时段中常能找到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看似只是偶然性的瞬间发生，其实里面却包含且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发展道路与历史走向，这可能影响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就不曾一次地发生了这样的历史事件，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两件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因素，都富含着持久性的价值。
一、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倒帜易和中国“八九动乱”造成的思想困惑与混乱，加上89年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带来的一些问题，以及新的政治领导集体的刚刚形成和党的十四大即将召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走及怎样继续走的问题。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春天“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从理论上解决当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及如何走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任务及框架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从1978年至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中生成了一种内生的、自发性的力量，任何因素或力量都很难阻止改革开放的前行，关键在于引导。如果说1992年前，邓小平头脑中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处在“草鞋打样，边打边像”阶段的话，那南方谈话就是给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根本方向和任务及基本框架。
南方谈话内容丰富，是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思想集大成，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南方谈话从“一百年”的长远战略高度为后继者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而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方向、任务与发展轨迹。
邓小平根据国情和时代特征，提出中国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初级阶段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初级阶段特征，中国要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完成这一根本任务和确保社会主义方向，难度可想而知。稍不留神，就会陷入万劫不复而被西化分化。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确保任务完成而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保证发展方向而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抵御资本主义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不能割裂开来使用，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
任务方向确定之后，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首先，他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计划与市场的僵化理解，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资本主义接触竞争的共同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市场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其次，破除“社资”之争和“左右”影响，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就是害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提出党的建设与干部培养问题。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四，提出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在科技上重申了1988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教育上提出，三中全会确立的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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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思想引擎
邓小平在谈话的最后提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埋头苦干”。要“埋头苦干”还得抬头看路，南方谈话为“埋头苦干”铺就了一条大“路”。只有沿着这条“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
南方谈话精神以巨大的思想力量掌握群众而化成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也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与创新空间。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把南方谈话精神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二十年来，我国从基本温饱到基本小康、从追求效率兼顾公平到公平与效率并重、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合和新农保政策、从小城镇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教兴国战略、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从民主法制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二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全面实现，第三步战略正在部署中顺利实施。
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主流的，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更不能回避。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如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教育、两极分化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还存在，有些甚至比起二十年前更为严峻严重，尤其是两极分化。对于两极分化，邓小平从1981年就开始提出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前后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十几次。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在谈话中，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至于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问题，邓小平是这样说的：“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光靠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去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小平在1993年同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说到的，“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小平最为担心的问题越来越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了今天的现实面前。因此，我们在对成就的充分肯定时，对问题也要有清醒认识，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我们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的新一轮创新。
三、南方谈话的警示价值：不能使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且变为事实
二十年后的今天，南方谈话并没有失去其应有价值。它对今后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重大的警示价值。
在肇始于2008年由美国华尔街引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的浪潮中，中国不少人在西方的捧杀与唱衰的和弦中，被以西方为标杆的所谓“中国奇迹”、“中国模式”这一裹着蜜糖的“海洛因”所侵入，兴奋而激动不已地在为西方论证“中国模式”的存在，美化与固化“中国模式”。还记得上世纪被西方冠名的“巴西奇迹”、“巴西模式”又是怎样在八十年代破灭的？前车之鉴，难道还不能成为我们的后事之师？如何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危险因素所在以及怎样突围又一次摆在人们面前。对外依赖型的中国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和全球经济衰退的牵连，经济能否成功实现“软着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发展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与科学治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能否科学转型；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能否重建；干群党群关系的恶化能否改善；腐败问题能否得到遏制等等，关涉到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深化问题，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和道路的问题。
当然，正如邓小平自己曾说的，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邓小平为他去世以后的二十年、五十年所产生的一些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邓小平以他锐利的思想眼光又充分估计到过程之艰难。为了警醒人们，他在南方谈话以及之后还一直用强硬语气连续强调党的基本路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其实，自南方谈话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姓社姓资”这个既是理论更是实践的重大问题，在国内国际政界学界一直存有不同说法。邓小平当年提出，要浦东和深圳“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现在看来，浦东和深圳已经用事实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过多地与之进行概念上的争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沿着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设定的根本任务、方向与发展轨迹前进，实践会给持这些观点的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不过，前进的道路是非常曲折，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邓小平对此也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和方向性，他甚至担心在发展道路进程中会出现“温水煮青蛙效应”。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就曾严肃地强调并指出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发展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这种担心与强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及之后多次强调的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话语，振聋发聩。试看今日环球之世界，针对中国崛起引发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赤裸裸的“围剿”与甜言蜜语的“捧杀”；环顾今日国内一些知识与政治精英作出的趋同西方且极具煽动性的言行，借改革开放不知不觉地动摇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可能不是没有，而是极有可能。目前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一个最具挑战性也是最具决定意义的理论创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问题。在现实结合过程中，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肯定不行，你就无法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合作竞争，进而会陷入封闭状态无力发展自己；引入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恐怕也不行，你就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而会因过度开放失去自我而被西化分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需要破解的一个最难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结合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顺利地从初级阶段晋升到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结合得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能如邓小平所担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在“不知不觉地动摇”而“变为事实”，或国家整体转向到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国家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肢解走向分裂而又次沦为殖民地。
纪念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首要的还是要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为警示标杆，以江泽民提出的“三个解放出来”、胡锦涛提出的“四个划清”为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中国化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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