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到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整整延续了30年。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细节上来看,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我们比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间国家和社会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及应急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本文将以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改革开放给广大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从社会变迁理论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民生活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但是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社会变迁问题,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或宏观或微观、或动态或静态的社会事实加以深度描述和学理分析。

　　1.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几个概念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伊思·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归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进化理论、循环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其中,帕森斯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导向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社会变迁不是扰乱社会均衡,而是改变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均衡作用分别来自于社会之外和社会内部。并且认为,社会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1]。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2]。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来,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变迁,就不能缺少社会结构分析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意识,社会变迁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认识和充分理解的。事实上,在对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孙立平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的重要变迁作为研究视角是很有社会学特色的。孙立平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包括人们生存与发展机会及信息资源在内的全部重要资源,而且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有相当任意的特点[3]。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而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征。

　　2.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的变迁

　　这里的“生活结构”是指一种广义的现代人的“生活体系”。它既包括内隐的生活观念,又包括外显的生活场阈、生活行动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风格。很显然,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自身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质量背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理论反思时,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实践”。黄宗智和孙立平在对中国变迁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实践”这一概念。黄宗智先生在200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认识中国》一文中对比了二者的异同: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是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实践”则更倾向于理论和表述;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指市场转型这一“过程—事件”,他自己则指整个近现代的长期历史变迁[4]。在中国人民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线索,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正如李伍荣、胡德宝等学者所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5]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生活、社会进步、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生态环境和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体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是我们今后评价和引导人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点。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的变迁除了受到市场化和技术化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是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基础决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 619亿元,人均GDP也达到2460美元。这无疑已成为改革开放进入转折阶段,并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标志[6]。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巨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立国精神和开放心态,都为中国人民生活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