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战略互信
本文将当今中美关系同2003年的中美关系作对比，来证实以上判断。之所以选择2003年为参考系，是因为那是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较为顺畅的一年。当年11月，正在访美的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鲍威尔国务卿不久前说美中关系正处于最好时期。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但我愿意补充说，中美关系还应当也可以做到‘更好’。”
首先来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2003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很多，美方也提出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当时的摩擦主要集中于贸易不平衡、反倾销、知识产权等传统领域。一般来说，经贸关系在总的双边关系中起着“压舱石”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当今中美经贸摩擦已经扩展到金融领域，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高度政治化。同时，高盛、谷歌、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对中方扶植自主创新产业等政策十分不满，指这些政策影响其利润和市场份额，认为中国开始排挤外资。双边经贸关系不仅不再是“压舱石”，其中许多问题反而成为培育战略互信的严重障碍。
再看中美军事关系。在南海撞机事件后中断的双边军事交流，以2003年10月中国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美为标志，实现了“全面恢复”。当年两国海军舰只在良好气氛下互访对方军港。今年初以来，中美军事交流因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而进人“冷冻”状态，军方之间的对立言论也在升温。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发生碰撞的危险上升。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中美在其他领域的关系。
中美关系发展至今天这种局面，与美国国内政治与领导人因素密切相关。2003年，由于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得手，布什总统声望如日中天。共和党占上风的国会对布什本人亲自掌控的对华政策不持异议。但是，今天奥巴马总统的国内支持率低于当年的布什，对美中关系的把握力度也不如布什。民主党将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遭遇共和党的严峻挑战。国会议员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攻击中国，外交和国防班子中的对华强硬派也在抬头，使现政府对华政策呈左右摇摆之势。
美国对华政策的新调整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不少新变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反恐与国际安全问题。当年美国深陷中东，排除了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的可能性。今天情形已大不相同。美国不满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而中国对联合国制裁伊朗决议所投的赞成票相当勉强。国内不少观察家担心美国反恐告一段落后将矛头指向中国。中国对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零核世界”构想态度并不积极。美国在中国周边布局造势的动作也引起中方更高的警惕。
在美国最为关切的朝鲜问题上：目前中美都视对方为事实上的消极因素，战略互疑增加。中方怀疑美韩加强军事联盟含有对抗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则指责中国越来越偏袒作为“盟国”的朝鲜，同美国的目标分道扬镳。
再来看中国大陆至为关切的台湾问题。从布什本人到所有负责对华事务的高级官员，都多次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由被动不接受“台独”转为主动“防独”。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识和政策协调。反观今日，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时候，美国更多地被视为其中的负面因素。前外长李肇星今年3月说，美国对台军售相当于“在兄弟拥抱时递过一把匕首”。
非传统安全问题。2003年防治非典，拉近了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认知。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则出现了一些让双方不愉快的场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合作方面，怀疑对方战略动机者大有人在。
总之，在以上两国关系的几个重大议题领域，几乎都因结构性矛盾而新增了消极因素，导致更浓厚的战略猜疑而非促进战略互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