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将中国政治发展理解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为它预设一个终极目标。中国政治具有自身的话语系统和逻辑结构，它支持了60年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的政治发展路径可以理解为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期的连续性和变化，它的逻辑自洽性表现在这两个时期的连续性和变化之间的平衡。

　  前30年：基本国家制度的建立

　  理性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发展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其原因是：它本身是一个相对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既为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走向独立自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又为后3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制度框架。因此，我们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彻底否定它，又要持理性和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来分析它的得失。

　  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政治权威的确立与有效的社会整合。罗兹曼认为，“中国在1916年以后丧失了政治统一，即缺乏一个全国政府，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又为恢复统一的政府进行过斗争，以越来越激进的思路试验过一系列的外来政治形式，在适应国情方面又总是不太得法……直到1949年或1950年，它才重新达到了完全的政治统一。”

　  中国面临的最艰巨任务是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导致近代中国一次次转型失败的关键原因，是缺乏一个支撑性的主体政治力量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从而失去了社会转型的基础和能力。实现国家整合的目标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来承担。罗兹曼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整合方面成效很大……消除分裂并建立起强大而整齐划一的中央政府，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传统之中的民心所向，尤其是中国从来就不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宗教或世俗的组织和权威，统一的呼声非常之高，这种民心所向一旦变为现实，它就具备自身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政治现代化是对传统权力体制的彻底改造，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来推动，借此为新的政治形态的成长开辟道路。

　  第二，新型政治制度的重建。政治制度是一个稳定社会的逻辑起点。新中国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政治制度的建设：1建立了最高法律体系。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维护与过去的延续性，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但它制定了明确的国家机构。2．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度的完善。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其核心是在决策过程中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求决策者进行调查和协商。3．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组织。建国初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国家组织。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务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等各项组织法。国家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组织原则，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它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另外，建国初还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三，政治运行及其对政治制度的偏离。从1949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实践基本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但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治的运转偏离了之前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规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功能。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化促进经济基础的提升，即片面谋求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2.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断得到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表现是全能主义。如果说全能主义政治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时期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整合作用，那么在和平年代所起的作用大都是消极的。3．实行“大民主”式的政治动员和参与方式。这种搞运动的民主方式造成了盲目的、阵发的、剧烈的变革，而没有形成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有条理的民主形式。它把极其复杂、相互关联而又十分脆弱的社会管理权授予成千上万的相互分离的个人意志，给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