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根据十七大部署，全党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摆在了突出位置。从2008年9月起，全党用一年半时间，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活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等方面的认识和阐发也得到了深化。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中央基本沿用了十七大报告中的阐述，但在具体表述上有所变化或推进，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显现出用科学发展观来概括十六大以来所有理论创新成果的趋势。在2010年4月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要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切实提高全党运用科学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能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用“科学发展观”替代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二是进一步阐释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或全面工作的长远指导意义。2008年9月，习近平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归纳了“三个高度”。他指出：“一定要从政治的高度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来坚持；一定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具有前瞻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战略思想，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贯彻落实到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的各个领域。”（《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89页。）由中宣部组织编写、同年10月出版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写道：“科学发展观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广泛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这是《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2006年版所没有的表述。
三是进一步诠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在2008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好实践……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习近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责任》，《学习时报》2008年3月17日。）在9月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深厚”的特征，即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深厚的理论渊源、深厚的实践依据、深厚的群众基础。（参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88页。）这四个特征进一步烘托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
十七大之后，理论界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在具体表述上与十七大报告保持一致，主要侧重于宣传和阐释，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关于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的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地位的研究对于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研究具有前提性意义，两者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有了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有助于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有学者提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参见赵曜、夏兴有、石仲泉等：《深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北京日报》2008年6月30日。）二是从发展理念的角度阐释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使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站在了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头，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冷溶：《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向--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6日。）。三是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有学者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王伟光：《全面理解、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这一双重定位，既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又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意义，有学者指出：“联系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所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的特征来领会科学发展观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意义和根本的重要性，就可以明白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流：《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和新发展--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另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相继递进的三大历史任务，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这三大战略目标，都要求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参见郝永平：《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6期。）
笔者考察了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份以科学发展观为题的“课题论证”，从中看出两个特点：一是着重从不同角度、多个领域展开研究，诸如对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思想、人学思想、执政意识研究，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包容性增长研究，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体制机制创新、思维方式变革、公平正义、民生导向研究等；二是重视研究十七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即重视提炼近些年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新观点新成果。还有学者结合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些都反映了理论界、学术界在研究、认识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上的深化。
十六大至今，我国通青藏铁路，办奥运盛会，圆飞天梦想，展世博风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妥善防治非典，全力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灾害，有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功闯过一道道关口。早在2005年即有学者分析并断言：“中国的成功，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成功；科学发展观，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的提出和逐步落实，更加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治优势，必将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成功。”（冷溶：《从政治的高度看科学发展观》，《求是》2005年第21期。）这道出了中国与西方在发展观、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上的本质区别。只有站在这个政治高度，才能真正深化和提高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与指导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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