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现代化是标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的核心术语，是人类从传统社会逐渐跃升到现代社会的阶段性历史过程。由于这一过程受到技术、资本、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不尽相同、并不一致。在世界历史坐标轴上，西方现代化确立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但吊诡的是，这种现代化由于资本的主导、控制而引发了社会两极分化，甚至造成了“现代的灾难”，出现了“现代性之殇”。相反，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高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崭新创举，是超越资本逻辑、彰显人的价值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遍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和文明发展指向意义。我们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规定、历史方位、全新价值和世界意义，必须将其置于人类现代化的总体历史轨迹中加以考察，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现代化的总体规律和趋势中加以审视，从而揭示其理论意蕴、生成逻辑、历史坐标和重大意义。

　　一、唯物史观视野下现代化的生成意蕴

　　作为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化是一场持久、剧烈而影响深远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更具体地说，是一场贯连思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社会要素并使之产生急速的功能变迁的综合性变革。在此意义上，“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由于现代化是历史时序中重要的“转型升级”过程，其发生机制、内生动力和现实影响必然是极为复杂的，对其进行探究必须首先明确现代化的标志性时间和重大事件，即现代化的历史起源、逻辑起点和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8世纪出现了蒸汽机等重大发明，成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最早起源是西欧，其标志性事件是工业革命，它创造了现代社会独有的机遇和条件，如早期的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和世俗化等，这一过程是西欧社会“内源型的现代化”，即“原初现代化”。对肇始于西欧、扩散至北美、影响到全球的西方现代化之历史进程进行全面把握，能够在比较和辨别中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映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背景和独特优势。

　　1.现代化生成的“动力源”

　　现代化最早源起于西方，随后扩散至全世界。其间，尽管不同民族在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但西方现代化的本质规定和动力机制依然没有改变。可以说，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下，“自16世纪一直到整个19世纪，每一个世纪都可以而且曾经被命名为第一个‘现代的’世纪”。从地域上看，现代化最初发生在西欧，而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开始对这种变革所引发的“现代的”生产方式进行理论研究，他耗尽毕生心血写出的《资本论》就是要揭示现代化的“经济动因”，即“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可以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克思是系统研究和全面反思批判西方现代化的先驱者，也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动力源”“问题因”“矛盾链”进行全面诊断的思想家，更是探索如何破解西方现代化之“困境”和“苦果”的先行者。所以，列宁曾追问：“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实际上，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或现代社会）的所有“诊断”都是基于唯物史观而进行的科学解释，在唯物史观论域中，现代化内嵌于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进程，其“动力源”是生产方式，而西方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则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进程中裹挟的资本和大工业生产。

　　首先，从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看，现代化的最早呈现是西方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转型升级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变和发展的结果。马克思通过比较西方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发现人类现代化是社会形态中呈现的阶段性过程。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看作历史演变中的“现代社会”，他的这个论断揭示了“现代社会”在社会形态演变中的“大致排序”，但他并非把人类社会形态看作“单线条”演进过程，而是看作“一元多线”的发展过程，即这个过程大致按照以上逻辑发展，但并不是说每个民族或每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演变都要严格依循这个“逻辑公式”发展。相反，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从来没有“修剪齐整的处方或图式”，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内生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其标志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生。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马克思所论及的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而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和工业革命，正是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开端。在唯物史观语境中，人类社会最早的现代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西方“现代社会”和“工业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而其语境中的“现代”所代表的历史意蕴即“资产阶级时代”。

　　其次，从唯物史观的主要论域看，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现代生产工具的产生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方式变革对于社会进步的革命性意义。在生产方式变革中，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现代化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生产工具变革催生了人类社会具有“现代意义”的生产方式。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马克思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最直接的动力是蒸汽机、棉花加工机等现代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这些生产工具催生的机器工业或大工业的兴起，直接标志着西方进入了“现代社会”。所以，在生产方式的演变逻辑中，现代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现代生产工具推动而形成的普遍的、持续的生产方式的更新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客观评价道：“在机器的影响下（请注意，正是在机器工业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全部社会关系开始受到急剧的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学中通常称为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建立了现代欧洲社会来代替宗法式的半中世纪社会）”。这充分说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深刻映照在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中，而欧洲工业革命正是人类现代化的原初表达，马克思对欧洲现代化的最早论述是基于唯物史观所作的科学论断，是现代化的唯物史观表达。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生成过程来看，现代化是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现代化是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现代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连锁效应，即现代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工业不断推动现代商业变革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连锁效应是形成了世界市场，催生了世界历史。这一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世界历史视域中，现代化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单独的变革，而是代表了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共同发展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

　　2.西方现代化的“问题链”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发生动力，而且还揭示了这一现代化对人类社会生产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这种现代化“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创造了“现代国家政权”，使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人的依赖关系”进入到“物的依赖”阶段，这一阶段“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内驱力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由于依赖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因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现代性的危机，出现了现代化的“问题链”，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诊断，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病理学”。

　　首先，西方现代化最根本的“问题因”是资本及其扩张逻辑。资本是西方现代化的内核，西方现代化就是建立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全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统治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或现代化的代名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是资本扩张逻辑的体现，这种现代化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既充当了现代化的内驱力，也是传统生产方式的破坏者。“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推动的西方现代化尽管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但它却“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资本野蛮扩张推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蕴含着自身毁灭的逻辑。

　　其次，西方现代化带来的最明显的社会问题是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由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主要推力，这种现代化模式最主要的价值逻辑就是追求增殖、财富和效率。不可避免地，这种现代化会使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造成“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可以说，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积累的巨大社会财富，都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与传统社会相比，西方现代化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拉大了贫富差距，促成了更加明显的阶级对立。马克思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现代化的“问题链”还在于，这种现代化模式会带来盲目生产、消费主义和经济危机，使得生产过剩、恐慌、慢性萧条等问题周期性出现。作为对西方现代化之“问题”的全面总结，恩格斯指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越快，也就会越快、越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面是资本家，一面是雇佣工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业品；不断重复出现周期——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慢性萧条、贸易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并不是持续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资本主义既是现代化的结晶，也是现代矛盾的根源，当这种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就会造成“整个现代社会毁灭”。

　　最后，西方现代化造成的最深层的问题是人的异化。在唯物史观的历史逻辑中，人的发展经历了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其中，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就是把人从传统的依赖关系卷入物的依赖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重新沦为资本的附庸，全面依赖于“物”。马克思认为，人对物的依赖是人的异化的表现，在这种形式中，“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唯一主体，而是让位于物的逻辑，甚至对物进行崇拜。具体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关系的撕裂和重置，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资本逻辑“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西方现代化造成的人的异化集中表现为人的劳动的异化和人的精神的异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人深受资本的控制，他的劳动表现为牺牲，他的精神受到“物欲”的侵染，“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马克思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化诱发的人的问题，阐明了在资本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人的关系表现为纯粹的物的关系。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

　　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主要问题和内在悖论，建构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条道路的历史原点即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扬弃资本逻辑的弊端，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从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成功运用，其纵向历史坐标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其横向历史坐标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串联式”现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复合型的“并联式”现代化新道路。

　　1.历史原点：中国式现代化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独有模式，也不是以西欧和北美为蓝本的“欧化”或“美化”的模式，而应摒弃以资本为导向的道路，重新开辟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逻辑，其真正目的是批判这一现代化的弊端，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并非所有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都要必经“西方现代化”的阶段。特别是1877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宏观逻辑中进一步说明，不能将现代化进程“框定”在西欧国家，他极力反对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现代化固有的弊端不可能通过其自身的调节得以消除，因为这种现代化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逻辑对人的发展的排斥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可以通过新的现代化道路加以“回避”，这条道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前提。所以，“实现社会形态跨越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反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恰恰是它的具体表现”。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可能的。从人类现代化的类型来看，“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马克思通过考察俄国公社发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不仅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其土地公有制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提供了可能。马克思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理论判断，绝非主观臆想，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考察所得出的事实判断。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所以，在唯物史观宏观历史视野中，马克思构想了一条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超越路”，这条道路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从实践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理论的成功运用。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性质上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通过“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从而规避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正符合列宁的论断，这种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质在于，找到了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现代化模式，成功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准确处理了“资本”与“现代化”的关系，最终激活了资本的文明面，开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成功驾驭资本的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社会主义自身发展的逻辑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不同的起点和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基础之上，它往往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水平和形态。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中国实际所形成的“后发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发展逻辑中的现代化，是适合中国国情但又成功抑制资本负面效应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马克思批判语境中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在社会形态上的历史起点要高于西方现代化，而在发展方式和发展类型上又属于“赶超型”或“超越型”的现代化。

　　2.纵向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

　　回望历史，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形态在历史时序上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现代化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标志的“被动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主动建设“四个现代化”为标志，进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这两种现代化在中国历史时序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前者是“一个屡遭挫折的失败的现代化”，具有被动性、复合性、非自主性和非统一性特征；后者是现代化的另一番景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主动性、赶超性、自主性和统一性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坐标中，中国式现代化特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创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起源于中国共产党从精神上主动步入探索现代化历史轨道的过程。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马克思现代化批判理论视域中的西方早期现代化，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另一种是后发国家由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和示范效应而推动的现代化，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在历史起点上属于后者，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在初期的探索方式和建构模式上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和领导却经历了从“行为的被动”到“精神的主动”再到“行为的主动”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标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最终取得了政治的合法性，从而确立起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起于“精神上的主动”，这种主动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自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探索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构想以及后来付诸的行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完成的。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接力建构“四个现代化”所形成的发展道路。现代化在中国的开拓和发展，集中体现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的接力探索和实践推进，这种探索书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发展目标之中。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现代化”概念并指出：“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起点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启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指出“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既没有以西方的现代化为蓝本，也没有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断，而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四化并举”。同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我们党从提出现代化开始，就把目标聚焦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最终目的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上属于超越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现代化模式。由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联，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现代化具有多种模式，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依托社会主义，“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显然，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从而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仿照他国模式建构的发展道路，而是从中国特点出发开创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基于邓小平的判断：“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中国的这种现代化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目的是追赶或超越西方现代化，“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是确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之“式”所蕴含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普遍特征与中国现代化之特殊实际相统一的发展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的有机统一。

　　3.横向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并联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历史境遇中的纵向发展逻辑（纵向坐标），也具有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中的横向比较逻辑（横向坐标），这两种逻辑共同规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和历史坐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发展逻辑展现了其出场背景、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横向发展逻辑展现了其模式差异、比较优势和世界意义。只有从这两种坐标中全方位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才能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通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

　　一方面，在横向历史坐标中，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化，它开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现代化历史逻辑中，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使“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即资本的增殖逻辑压倒了人的价值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给工人制造出贫困、剥削、压迫，而且给‘人的世界’带来严重的摧残和贬值，因而是人的生命和文化价值的双重毁灭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正好“翻转”了“资本增殖逻辑”与“人的价值逻辑”的关系，重置了资本与人的位置，把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目的和归宿。所以，在当代中国，我们所开创的“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把人作为现代化的目的，从而规避了“资本至上”对人的价值的排挤。所以，在世界现代化的横向比较中，中国式现代化真正体现了人的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本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廓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内涵：“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论述深刻标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

　　另一方面，从横向比较看，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悖论，开创了人类现代化的“叠加式”“并联式”模式。西方现代化的悖论即“物与人的悖论”，具体体现为“在市场或资本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中，在过于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造成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进而造成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造成一些人把他人当成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或手段，造成利己主义，导致了人与人的疏离”。这种西方现代化的矛盾性决定了其不得不选择“串联式”的发展模式，即依托资本驱动并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这是西方世界中资本主导的现代化的“经典方案”。相反，中国式现代化与此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经典方案”，破除了资本逻辑与现代化之间的“魔咒”，坚持人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走出了以人的发展为主脉的“并联式”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以人的发展为统领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叠加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文明形态统治世界的局面，用事实证明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多样性，彰显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在世界现代化的历程中，西方现代化“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坐标轴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开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尽管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但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以历史性、开创性的成就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超越性意义，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

　　1.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意义

　　人类现代化的道路确证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不同样式和不同类型。西方现代化典型的文明意蕴即工业文明，它孕育和开创了现代文明新形态，这种文明之“新”是相较于“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言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文明是资本主宰的文明，这种文明把人类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从而建立起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最本质的特征是阶级分裂、人的异化和社会陷入冲突、对抗之中。马克思认为，尽管西方“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不是“终结”于西方模式，而是超越这种“内在分裂的文明”。从宏观历史视野看，西方现代化是建基于市民社会、由资本和物欲驱动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后果即人的功利化、工具化，促使人产生了物欲和贪欲。在资本驱动的现代西方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价值逻辑是金钱和财富，它以资本为主要形式遮蔽了人的价值，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由此，马克思认为，建立在西方现代化之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未来文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走向、新趋势。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有其“文明面”，具体表现为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能够为更高级的新的文明形态创造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指向未来文明的现代化，就是超越工业文明并代表未来社会的全新文明形态。

　　作为指向未来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深刻的反思、比较和批判功能。在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文明意蕴，它不仅在现实层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行性和优越性，而且在文明逻辑层面形成了对西方工业文明霸权或统治地位的超越，这种超越不仅在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中是成立的，而且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中也是成立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改换了“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扭转了西方现代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向繁荣富强的转变，这种转变扭转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中的精神被动性，彻底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和精神自立，“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正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文明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新文明，但在人类现代化发展中，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将社会主义文明本身的优越性彻底展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文明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现代化道路尽管还没有完全定型，但它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文明效应和文明前景，对于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引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推动世界进步具有引领意义。

　　2.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作用

　　西方现代化自产生以来，它的发展逻辑大致经历了由西欧、北美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不断外溢和扩散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遗憾的是，有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移植、嫁接甚至照抄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后，并没有对本国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也没有改变本民族的命运，反而造成水土不服或相对倒退的局面。从总体上看，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甚至紧跟西方步伐迈向了“依附性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完全依循西方现代化这个唯一选项，按照既定的一种模式、一种道路发展。与此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向世界给出了现代化的“新选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充分证明：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能够走得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向西方现代化的“转型趋同”，而是可供人类借鉴和选择的成功范本。

　　中国式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作用主要体现在不同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要避开“依附模式”“趋同模式”或“脱钩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即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走出了一条‘既能发展又能独立’的现代化之路：既对外开放，充分占有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文明成果，又有效抵制国际资本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既积极加入、参与、顺应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潮流，又能有效防范全球化风险，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正在于它植根于民族特色、扎根于本土文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依附他者。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两个根本原则，即“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两个原则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如果把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人类现代化的总体历史时序中加以考察，那么，当今人类还没有哪种现代化道路能够替代或超越它，也没有哪种道路能够解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正好体现在，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现代文明标注了全新的颜色，改写了世界现代化亦步亦趋的发展图式，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彰显了中国特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人类走向现代化可以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3.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存在着诸多歧见，有的人支持它，有的人反对它，甚至有人谩骂它。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少人更是产生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疑，促使“社会主义失败论”一度兴起。如福山曾指出：“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虽然西方部分学者或政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大加鞭笞，甚至不断歪曲科学社会主义，贬损和围攻社会主义政权，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的情况下经受住了考验，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在21世纪的中国成功高扬起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如今，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是社会长期稳定，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急剧变革中保持和谐稳定，中国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这两大奇迹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失败论”失败了，“历史终结论”终结了，“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在世界现代化的横向比较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人类现代化的依附模式、趋同模式、串联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丰富和拓宽了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深刻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立场和价值。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用，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何去何从”的理论解答和实践探索。当前，我们坚持和拓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本质要求，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它不仅从事实上向世界说明，人类“存在多种通往现代性的不同路线”，而且还从理论上向世界说明，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人类现代化的道路是可行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也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最好注释。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2]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

　　[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4]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5]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6]韩庆祥：《现代性的本质、矛盾及其时空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7]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作者简介：黄建军（1972-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